笔趣阁 > 都市小说 > 褚时健: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> 第十三章 亚洲烟王的巅峰之路——关索
    关索坝工程建成后,这里将出现两条世界上最大的制丝生产线,每小时生产24吨;这里将会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机,每分钟生产600包;这里将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封箱系统:这里还将会有采用计算机控制的物流自动线、高架自动仓库,实现从烟叶进厂到装箱入库的线自动化……

    迈出国门:更强的国际化动力

    厂长与书记:无可避免的权力之争

    分拆引进,必须一流

    ***帮大忙:协调外汇额度

    受到隆重接待的国际大买家

    关索坝为证

    迈出国门:更强的国际化动力

    从1985年开始创汇的时候,褚时健就下了迈出国门的决心,而设备和原料革命的成功加速了这个进程。褚时健深知,要成为一个跨国公司,就必须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。此外,他发现,在国际上生存是保持竞争力的一种方式。在云南省创汇分成制度出台后,玉溪卷烟厂有了更强的国际化动力。

    1992年以前,他们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创汇:一是国内旅游市场,像友谊商店之类的地方;二是通过香港转口贸易把产品卖到东南亚等国家。到1991年,他们的创汇额已经超过三亿美元。

    “红塔山”声誉曰隆之际,褚时健决定真正走出国门了——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。他们考察了几个国家和地区,从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到马来西亚、中国香港等地,最后选择在新加坡设立一个生产分部。

    1991年9月,在代理玉溪卷烟厂海外市场的印尼华人熊德龙的推动下,由玉溪卷烟厂、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、中国台湾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组成了产供销一体的跨国公司。实际上,三家公司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:由玉溪卷烟厂提供“红塔山”的原料和技术,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负责生产加工,熊德龙的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负责在世界各地推销。

    这是一种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流行的来料加工和品牌代理的合作模式,英美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每加工一箱“红塔山”就能得到75美元。第一年,他们生产了5万箱“红塔山”,销往美国、中美洲和南亚,而从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则主要走向东南亚市场。1992年,合作的第一年,这项合作就为玉溪卷烟厂带来了3000万美元的净利润,当年他们的创汇总额达1.2亿美元。此后几年,海外市场的销售逐步增长,到1995年,创汇额达到了1.8亿美元,按当时的外汇调剂价计算,差不多是18亿元人民币。有了这笔外汇收入,玉溪卷烟厂可以把钱放在新加坡,需要使用的时候就方便多了。

    褚时健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像菲利普·莫里斯之类的世界烟草巨头那样商接到国外办厂,主要原因是,国家规定向海外投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,如果超过则需要得到对外经贸部的批准。和这些部门多年打交道的经验告诉褚时健,拿到批文太麻烦,难度太大,因而他选择了一种新的“出海”战略。他认为,这样做的好处是,不需要招工和管理,不用投一分钱,只派三个人过去,每星期结算和收款就行了。

    随着时间的推进,玉溪卷烟厂的国际化战略越走越快,他们通过赞助国际知名体育赛事的方式来扩大“红塔山”在北美的影响力,并发展了越来越多的专卖店加盟其间。到90年代中期,“红塔山”在美国市场上每年的销量已超过3万箱。

    厂长与书记:无可避免的权力之争

    即使在事业处于顶峰的时候,褚时健依然觉得,国有企业的权力之争是让他无比苦恼的事情,那也是褚时健踏进玉溪卷烟厂最早遇到的棘手问题之一。

    厂长和书记的权力之争几乎是国有企业“书记一厂长”双头领导结构下不可避免的事情,尽管褚时健不喜欢权力之争,但他也无可避免要卷入其中。

    在他早期的搭档林某某走后,玉溪地区的老专员和他搭档,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日子,到1986年“三合一”体制建立之后,褚时健集党委书记、厂长、专卖局局长、烟草公司经理四职于一身,这个时候没有权力之争的问题。

    但是没过多久,一个问题出现了,褚时健的工作越来越紧张,每周还要花大量精力来处理党务文件,这让他痛苦不堪。他确实没有时间做这些了,觉得需要单独设置一个党委书记来处理党务问题。这个时候,他的中学同学来找他,说她丈夫在玉溪行署担任副专员,由于表现不佳刚刚被降职了,她希望褚时健能够帮忙把他调到玉溪卷烟厂担任党委书记。

    褚时健回忆:“她说大家排挤他,让我帮帮忙。我这个人有些时候脑子也不太会转弯,就直接答应了。我去向省里面的有关部门汇报,找了省委组织部、省烟草公司,谈好了,任命他做党委书记。谁知隔了三年,他又‘胡来’了。”

    所谓“胡来”,其实是那位党委书记看着褚时健已到退休年龄(其实旱过了),就在一个与省长和志强关系很好的记者的带领下,到省长那里去“活动”去了。他告诉省长,褚时健选择了乔发科做接班人,而乔发科并不适合,他觉得自己才是适合继任厂长的人。其实,这时褚时健压根儿就没有决定选谁做接班人。

    消息在第二天传到了褚时健这里,据他回忆说:“我跟他说,你想当厂长,你就正儿八经地竞争去。”

    在并不清楚和志强的意思的情况下,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,向省里写了个申请,陈述自己的年龄已超过60岁,而厂党委书记也在四处活动想当厂长,就由他来当吧。

    和志强发现这个事情闹大之后,他来找褚时健谈话了,褚时健告诉他:“他这个党委书记照这样下去,玉溪卷烟厂的障碍会很多,我随你们选,我不打算干了。”

    作为省长的和志强当然担心褚时健的离任会影响到云南经济的发展,他让褚时健等他做完这一届省长再说。

    而原厂党委书记则在随后的玉溪卷烟厂党委书记选举中,以只得到一票而落选了,他不得不去担任一名调研员。

    褚时健说:“不了解情况的人说,老褚霸道,两个党委书记都被他撵了。我说我不是为我,凡是玉溪卷烟厂的发展障碍,都得排除。”

    之后的日子,褚时健不得不再次同时担任党委书记。

    一个工厂到底谁是第一负责人?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都不明确,而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表述——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,到底最后谁来负责,褚时健一真很迷惑。一次,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,褚时健甚至说,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,其特点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,少数服从多数。这样,如果厂长的意见是对的却处于少数的地位,就只能服从多数然而却是错误的决定,如以后发生了问题,厂长也可以不负完责任,甚至可以推卸掉责任。这样显然对企业的发展不利。

    对于党委的集体领导,褚时健也有自己的看法,他说:“如果都是大家说了算,等于谁说了都不算,企业会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,这种状态常常表现为集体负责,其实谁也不负责任,出了问题国家要追究责任,连该打谁的屁股都找不着。”

    在他为这个问题万分苦恼的时候,当时的中共中央******到云南视察,在获得***接见的座谈会上,褚时健向他请教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遇到的问题——党委书记和厂长职权冲突的问题。******对他说:“你们要两心合一心,心心相印。”

    分拆引进,必须一流

    在1987年玉溪卷烟厂成为中国同行业第一后,褚时健就定下了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,并且立志要和当时球最大的烟草制造商菲利普·莫里斯一争高下,并为此着手进行布局。

    褚时健认为,竞争无非三样东西:原料、设备、管理。既然要和世界第一流的公司竞争,这三大要素就必须达到一流水平。

    原料和管理两场革命完成后,褚时健认为玉溪卷烟厂的原料已属一流,“红塔山”的原料甚至超过了“万宝路”的;而管理上也相差不远,在1992年接受记者采访时,褚时健说,随着玉溪卷烟厂设备的更新,效益会越来越接近菲利普·莫里斯公司。在玉溪卷烟厂第一套设备引进之后,3700多人就立即富余出1200多人,而随着新流水线的引进,下线的员工不断增加。褚时健认为,如果只计算双方的一线员工,玉溪卷烟厂的效率甚至超过了菲利普,莫里斯,而设备的增加又会把那些富余员工的效率提上来。所以,从管理角度看,他有信心做得和菲利普·莫里斯一样出色。

    而眼下,设备的淘汰和更新又成了新问题,和菲利普·莫里斯这样的公司相比,最明显的差距就在设备上。

    他计划首先替换掉那些老掉牙但还在拼命干活儿的“新中国”,借着1990年的“名烟翻番计划”,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备更新。这一次,褚时健在省里已经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,省里的领导人已经形成共识,只要是玉溪卷烟厂报来的项目,那就尽管批,他们还没有搞砸过。计划正在进行之际,从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外汇引进设备的文件,差点儿让这个3000多万美元的项目砸了锅。

    文件规定,单次设备引进不得超过500万美元的限额,面对这样的规定,他知道自己磨破嘴皮子也没用,中央文件一般是从总体判断出发,并不需要考虑一家企业的远大追求。但时不我待,面对这样的规定,褚时健又一次显示了他超人的智慧和冒险精神:既然只规定了单次引进的上限,并没有规定只能一次引进,那么,把这些项目分拆开来引进,不就不违背中央文件的精神了吗?这又是一次边缘突破的绝妙案例,云南省有关部门配合了褚时健的行动,这次引进很快完成了。但在项目安装完成并开始运营后,也许是因为被举报的缘故,国家有关部门识破了褚时健的“诡计”,于是,一个调查组紧随而至。

    褚时健告诉前来调查的人,在市场需求如此旺盛的情况下,玉溪卷烟厂迫切需要更新设备来提高产量,以满足市场需求。而如果不这样做,不一次完成引进,那么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千万美元,税利的损失可能更大。听完他的陈述后,调查组认可了他的理由,并把他当成了“用活中央政策”的典型。

    此外,在获得了利用外汇购买设备和配件的许可后,褚时健绕开了有关部门,采取直接和外国厂商或代理公司联系的方式,直接从国外进货,而不是层层汇报。有好心的同事提醒他,最好还是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。但褚时健认为,请示虽然风险小,但拖延了时间,生产损失大,对国家不利。

    到1992年,玉溪卷烟厂完成了最后一批旧设备的更新,无嘴烟的历史就此结束。这个时候,玉溪卷烟厂已经完成了对日本烟草公司的超越,升到了亚洲第一的位置,褚时健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亚洲烟王”。

    ***帮大忙:协调外汇额度

    此时,褚时健在策划一个宏伟的计划,这个宏伟的计划就是关索坝工程。这个工程的预算投资高达46亿元,其中引进设备的投资就超过了20亿元,在当时,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投资额。而且,部投资都由玉溪卷烟厂自己筹集,这在当时的国有企业中实在是少之又少。

    按这个工程的计划,玉溪卷烟厂将完成整体搬迁。搬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:一是老工厂正好处在地震带上,不安;二是褚时健希望加快步伐,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工厂。这个工厂不仅要有现代化的生产设备,还要有优美的、有尊严的工作环境,彻底告别中国工厂灰霾、嘈杂、拥挤、狼狈的形象。

    但玉溪卷烟厂很多人并不理解褚时健的行为,他们觉得原有的厂房已属一流,为什么还要投那么多钱另外建设新工厂呢?

    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,褚时健说:“过去烟草工业的辉煌并不在云南,而在河南,河南烟草辉煌了十年就落伍了,云南烟草已经辉煌十年,能否继续辉煌下去?赶在我们有优势、有能力的时候把装备搞到世界一流,是为我们今后在中国乃至世界保持领先地位打基础。”

    褚时健的话表现出了技术追求没有止境的倾向,他和手下的人说:“哪一年哪一天我们停止了科技进步,哪一年哪一天我们就为自己的生存埋下了危机。”

    “视今天为落后”是褚时健为玉溪卷烟厂定下来的精神信条,他在言行中也践行着这一信条。

    “关索坝计划”早在1992年之前就在褚时健脑海中开始构建了。但计划正准备实施的时候,新的麻烦又来了。褚时健一生总在和各种麻烦打交道,解决这些麻烦所花费的精力,比他真正投在工作上的要多得多。

    这一次的情况是这样的:为了防止投资过热,国家又出台了两条新规定:一条限制了外汇使用额度;一条禁止了银行给企业的建设性贷款。

    玉溪卷烟厂不缺外汇,他们每年从创汇分成中能分到很多;他们更不缺钱,存在银行的钱都快堆不下了。但现在,国家不允许你花这些钱,哪怕钱是你的。

    愁眉不展之际,时任中共中央*****、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***来云南玉溪卷烟厂视察,褚时健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,请***帮这个忙。他们讨论了一些“过热”投资,褚时健认为只要有市场,投资有效益,就不能算“过热”。***似乎同意他的看法,然后他抛出了他的问题,请这位熟悉经济运行的副总理帮他解决困扰他的外汇指标问题。

    ***问:“你们有外汇吗?”

    “有,用不完。”

    “那配套有人民币吗?”

    “有,更用不完。”

    ***当场答应褚时健帮他协调外汇额度。

    但他还是不忘问褚时健一句:“这个投资完成后你的税利能增加多少?”副总理显然很关心税收问题。

    褚时健笑着说:“您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。这个改造完成以后,中央财政一年最少增加30亿。”

    ***听了有点儿吃惊,对褚时健说:“老褚你别吹牛。”

    褚时健告诉他:“我跟同行都不会乱说,何况跟您?等到改造完成后,您可以问问财政部这笔钱拿到没有。”

    ***知道,作为中国排名第二位的税利大户,褚时健当然不会随便吹牛,他也许是想刺激一下褚时健吧。事实上,随后几年,玉溪卷烟厂税利的增长远远超过了褚时健的承诺,从1992年的52.39亿元,到1993年87.7亿元,1994年时达到了146.79亿元。

    当关索坝工程改造完成后,褚时健还不忘提醒***手下的工作人员:“请朱总理注意一下老褚的承诺是否兑现了。”其实,这个提醒完是多余的,在关索坝改造投产的第一年,玉溪卷烟厂上交的税利就已经位列当时中国所有工业企业的第二位,到1996年便一举超过了排在前面的大庆油田,排到了税利第一位。朱总理当然会知道谁交的税最多。

    受到隆重接待的国际大买家

    1993年6月,玉溪卷烟厂完成了工程建设的设计、招标工作,准备破土动工。

    在得到玉溪卷烟厂关索坝改造工程的消息后,那些烟草设备制造的国际巨头自然是闻风而动,争相向玉溪卷烟厂推销他们最新的设备。

    褚时健决定带领技术团队飞往欧洲进行设备引进的最后考察,他们在1994年4月10日离开昆明,转中国香港飞往法兰克福。

    在欧洲的两周时间里,褚时健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法兰克福、汉堡、纽伦堡、不来梅、阿姆斯特丹、巴黎和伦敦等城市,考察了欧洲最重要的几家设备制造商,着重看了它们最新的产品。

    他在欧洲享受到了帝王般的接待。对于欧洲的这些制造商来说,玉溪卷烟厂的快速崛起让他们感到非常吃惊:短短十年时间不到,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厂变成了行业内世界前三的企业巨头,并且前所未有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购买了他们这么多产品。几大制造商都是总裁或董事长亲自出马,在机场等候。在德国豪尼公司,董事长叶力沙笑称对褚时健“无秘密可言”,带他参观他希望看到的任何东西,包括那些还处于设计阶段的产品。在英国莫林斯公司,褚时健看到了一款不错的新玩意儿,他认为值得引进,但又担心在新厂房安装有一定困难,莫林斯公司的总裁索山马上承诺:“不要紧,我们负责安装。”说完迅速让人拿来安装图纸,并在半小时内让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制作安装图纸,直到褚时健一行人满意为止。在巴黎,意大利GD公司总裁马蒂斯已经等在戴高乐机场,而同时在那里等待的还有法国德古费勒公司的总裁。

    褚时健的欧洲之行在高效率的工作节奏中结束,两周时间走访了欧洲最顶尖的几家设备制造商,并实地考察了这些设备的运行情况,他差不多购齐了20亿元的设备,这绝对是烟草世界的第一大采购。

    他同时考察了欧洲的那些花园式工厂,他提醒随行的副总工程师李穗明,玉溪卷烟厂新建的厂区一定要学习人家。

    关索坝为证

    1994年5月26日,关索坝打下了第一根桩。

    这地方原本是一个小山沟,褚时健决定把这个长1.3千米、宽500米的地方填平,作为玉溪卷烟厂的新厂区。

    有记者问他:“为什么把厂址选在施工难度大的山里,而不是平坝的工业开发区?”

    褚时健回答说:“我是农民出身,知道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。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,地少人多,良田对农民来说太重要了。我们宁可多投5000万削山填沟,也要为后代子孙多留点儿好地。”

    年轻的工程总指挥李穗明指挥着4000多人的队伍在工地上苦战,十四冶建设集团集中了部重型机械,这个工程需要处理300万土方,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。这里会聚了数百位国外的专业技术人员,他们和4000多名中国建筑工人一起,日夜奋战在这块工地上。

    关索坝工程建成后,这里将出现两条世界上最大的制丝生产线,每小时生产24吨;这里将会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机,每分钟生产600包;这里将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封箱系统;这里还将会有采用计算机控制的物流自动线、高架自动仓库,实现从烟叶进厂到装箱入库的线自动化……

    褚时健说:“我管总体把握,放手让小穗明干。”于是,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挑起了数十亿高技术含量的技改工程的重担。

    这个年轻的总指挥并没有让褚时健失望。

    工程原计划在1998年竣工,但随着工期的不断提前,竣工时间不断更改:1997年、1996年,最后,仅用时一年零九个月,24万平方米的厂房部完成;1995年8月第一条制丝线投入生产;1996年3月,主要车间在不停产的情况下完成了搬迁调试,6月,新厂区面投入生产,年产量可达200万箱,并从设备、原料、人员上保证了1998年达到年产量250万箱的目标,待德国进口的膨胀丝生产线完成后,生产规模可达每年300万箱,赶超菲利普·莫里斯公司350万的年产量已经指日可待。

    不过,这中间也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,在关索坝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之际,国家计委对这个工程进行了干预。他们拿出一个十几年前的老文件对褚时健说:“你们这是在搞违规建设,必须停下来。”褚时健回忆说:“这个老文件规定,技术改造不能超过原资产的30%,而我们超过了原来资产的若干倍,我们原来的设备价值几个亿,这一回投资是好几十亿元。”

    褚时健一下子就蒙了。这个项目一直是按国家规定进行立项、审批的,他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文件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就得找国家有关领导。这一回,他找的是国务院分管国家计委的副总理邹家华。由于办公室人来人往,无法静下来沟通,褚时健选择在晚上到邹家华家拜访。他很小心地把握着话题,在一个适当的时机谈到了玉溪卷烟厂目前的发展态势、上缴税款、战略规划及可见的远景,邹家华听得入了迷,对褚时健大加赞赏。他觉得时机成熟了,便向这位温和的副总理道出:“这回遇到麻烦了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麻烦?说出来我帮你解决。”

    褚时健道出了关索坝工程的部原委,并告诉邹家华,实在是产品供不应求了才考虑搞这么大的建设工程。邹家华乐呵呵地反问他:“就这事儿吗?”

    过了几天,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联合工作组来到玉溪,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。

    总是处在风口浪尖上,步步惊心,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十几年的岁月向来如此。可以说,这是变革者的宿命,或者是他们和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。

    褚时健说:“在新的生产线投产后,世界备大烟草商都派人到这里来参观,他们的结论是:玉溪卷烟厂已经是世界最先进的卷烟厂,即使和美国的菲利普·莫里斯公司相比,也只有超越的地方,没有不足的地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