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趣阁 > 都市小说 > 褚时健: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> 第一章 故乡的记忆
    少年时,他抓过鱼、烤过酒、种过地,挑起了家庭的重担;青年时,当过自救队指导员、征粮组组长、区长,他不畏艰难、奋勇争先,为理想燃烧;中年时,他是农场副场长、糖厂副厂长,创造了无数奇迹。

    滇越铁路上的蒸汽机车把他带到了昆明求学,遇见了开阔视野、启迪一生的导师先驱;在战场上,他是代号“黑猫”的情报员、神抢手;当时代的列车把他送进衷牢山时,磨炼的是他的身体与意志,激发出的是他无尽的创造力。

    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他是褚时健,生于1928年农历新年第一天,是属“牛”的龙子。

    “少年时的劳作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……所以,我从十几岁时就形成一个概念,从投入到产出,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,干事情要有效益。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,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。”

    有山村,名矣则

    “属牛”的龙:褚时健出生了

    蒸汽机车与铁皮盒子

    秉性的养成:坚忍与宽厚

    第一个名字的由来:“亲俄亲共”

    无忧的山村小学时光

    国变:抗战爆发

    家变:父亲被炸伤

    夜半烤酒:挑起家庭重担

    家道中落:父亲走了

    少年农夫:你不想上学了吗?

    褚时健不是一个喜欢忆旧的人,“一直往前走”成为他人生各个时期的行为准则。人生进入80岁之后,同辈人所剩寥寥,当年事渐行渐远,他的兄弟姐妹逐一离去,褚家到他这一辈,再也没有能和他回忆当年的人了,故乡也就淡出了他的视线。只有谈及他一生对山水土地的钟情或探讨他性格特征的成因时,他的眼中才会现出故乡的山川风貌、父老乡亲……一切恍如昨日,历历在目。

    有山村,名矣则

    原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禄丰乡的矣则村是褚时健的故乡。这里地处南盘江流域,依山傍水,却不是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。

    南盘江是珠江的正源,自古以来就是云贵通往两广的必经水路。据说,公元前135年(汉武帝建元六年),汉武帝派遣唐蒙沿牂牁江通夜郎,说服夜郎侯多同附于汉,在今盘江流域置夜郎县,后置牂牁郡。《御批通鉴辑览》注云:“古牂牁江即今南盘江。”

    村后的那座山高而苍凉,如红土高原上常见的峰峦一样,山脊裸露。南盘江从村前流过,江边巨石堆积。湍急的水流打在石头上,激起一串串银白的“花束”飞散在半空。粗犷蛮荒的山野,桀骜不驯的激流,这个名叫矣则的山村似乎藏着某种张扬而严峻的力量。

    褚家大院的房屋就在村里的高台地上。在这个相对贫穷的山村里,这座青瓦四合院显得颇有气派。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当过乡长和团总,人称“褚监生”,看来曾捐过功名。褚家不是矣则的原住民,他们在这个江边山村居住的历史,到褚发珍时不过两代。关于家族的来历,褚时健曾说过:“我们的祖先来自河南,清咸丰年间因屯垦戍边来到云南,不是当地的土著。”

    不过,褚发珍的妻子的确是彝族人,她的老家就在南盘江边弥勒县的西山上。祖先的族别在云南并不重要,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,各民族间通婚在很多地方是很常见的事情,通婚也造就了民族血脉的交融,使得汉、彝两族在长相上颇有几分桕近。

    褚发珍的妻子给他生了三个儿子:老大褚开学,老二褚开科,老三褚开运,另外还有一个女儿。

    在褚时健的记忆里,他的大伯褚开学是个蛮有威仪的乡绅。褚开学在华宁县青龙区当过区长,因为家境富裕,后搬离矣则,迁到禄丰村车站住了。二伯褚开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。姑姑招了上门女婿单独过,也是种地为生。他的父亲褚开运则是个不安分的人,常年在外头跑买卖,主要经营个旧锡矿坑道里用的原木、炼矿时用的木炭,算是个木材商。他家门外就是滇越铁路,从各地收来的木材就靠这条铁路运往个旧。铁路运输在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营生,可搁在当时的云南,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。

    “属牛”的龙:褚时健出生了

    褚时健出生时,他大伯的儿子褚时俊已经五岁,二伯的儿子褚时仁也已经可以满地疯跑、撒尿和泥了。褚开运的妻子褚王氏之前已经生过两个儿子,不想孩子到了两三岁就不幸夭折了。因此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,让父母既期待又担忧。

    农历年的大年三十,褚家没法儿安生过年,褚王氏临盆了。从褚王氏怀孕开始,褚开运夫妇就离开了老屋,在江边一处小院里居住,这么做据说是为了避开前两个儿子的夭折造成的阴影。褚开运在兔年和龙年交锚的时候等待了半宿,终于在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时,听到了孩子呱呱坠地时响亮的哭声。这个赶在龙年头上出生的孩子,是个又黑又胖的大小子。从老屋赶来看望的爷爷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,给孙子起了个小名叫“石柱”。

    关于出生日期,笔者曾多次向褚时健本人求证,因为他的履历表上写的是1928年3月1日。褚时健的解释是,出生时辰讲的是农历,他一直没搞清对应的是公历的哪一天,参加革命队伍时就随便填了3月1日。日后有人查了万年历和褚家的家谱,确定这一天是公历1928年1月23日。其实在褚时健看来,出生日期没那么重要。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光芒四射的时候,有人就用“龙”这个属相说事儿;可当他出了事儿之后,又有人用这个生日说事儿,他听到种种议论,淡然处之。他曾经问过笔者:“你相信这些吗?我不大信,我是个唯物主义者。”在85岁生日时,褚时健选择和80岁的老伴一起过生日。他在生日聚会上高声说:“我和老伴,我们两个都是属牛的,一辈子都要劳动,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。”实际上,褚时健属大龙,马静芬则属鸡。

    说起矣则,褚时健感慨:“我们这个村不是个大村子,当时只有十来户,就是到现在,也只有三四十户,从来都不昌盛。有山有水,土地却不多,村里有几百亩山地,水上不去,还是靠天吃饭,穷得很。我这些年有条件了,每年都要给村里十多万元,一直在帮他们。现在我们村有个不错的村委会主任,大家信任他,连任四届。他有心要改变矣则的面貌,我也有这个心意。我出了300多万元,帮他们修水管,引水上山,改变了土地缺水的状况,大家的日子好过了一些。现在云南省在搞‘最美乡村’,我也在想办法。我和村主任商量,村39户人家,部盖新房没有这个能力,能不能把老屋改造一下,土墙变砖墙,老屋架还可以用,房梁还是重新搞。我离开故乡都70年了,矣则还是穷,不变怎么行?”

    滇越铁路从褚家老屋后通过。

    褚时健那时还被人唤作石柱。他和父亲长得像,肤色黝黑,浓眉下那双眼睛也是又亮又黑。石柱每天都伴着江水的哗哗声入睡,随着火车的汽笛声醒来。这两样东西陪伴着矣则这个小小的村落,也丰富了小石柱天真的童年。

    石柱三岁那年,弟弟褚时候出生了。1934年,家里又添了人口,这次是个女儿。不久,褚王氏又生了一个儿子。褚开运有了一个六口之家。

    守着一条江,江水就成了石柱最初的玩伴。在他的记忆里,从来没有人教他游泳,江水就是他的老师,三四岁时,他已经和村里的小伙伴在江水里玩耍了。到了五六岁时,他能独自在江水中上下翻腾,像鱼一般自由自在。玩累了爬上岸,趴在江边的大石头上晒太阳。河谷里的太阳又毒又辣,背上的皮晒爆了一层又一层。阳光的颜色就这样一点点渗进了他的皮肤,让他的肤色在黝黑里透出了光亮。他后来回忆:“我们上面那一代,我大伯父黑,但他的儿子不黑;我像父亲,但我比他黑;伯父家的两个儿子和我一起玩,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晒,晒得一年比一年黑。可以说,村就数我们三兄弟最黑了。”与水为伴,石柱学会了另一项本事——抓鱼。起先是抓江边石缝里的小鱼,然后是巴掌长的鱼,再后来收获的就是游动在江中的尺把长的大鱼。抓鱼的方法也层出不穷,用手摸、用脚探、用树枝做的矛叉。到了六七岁时,石柱在水下摸鱼的本事就在小村里出了名。一直到几十年后,家乡的老者回忆起来,仍觉得石柱摸鱼的本事,哪怕是六七十年后,也没人能比得上。石柱摸到的鱼到底有多少,他自己没称过,但母亲知道。母亲从不担心儿子在水中的安,她的儿子从小就没给家里添过麻烦,是个少见的“做事有谱气”的孩子。一直到做鱼需要的油和作料都没有了,她才对儿子说:“你不要再拿鱼了,没有油,咯是千吃呷(你不要再抓鱼了,没有油,只能干吃了)。”对母亲这种分不出是褒奖还是批评的话,石柱听了只是笑笑,抓鱼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乐事,他忍不住。多年以后,他被发配在红光劳改农场,抓鱼这项技能帮他和家人度过了难挨的饥荒。

    蒸汽机车与铁皮盒子

    陪伴他童年的另一个玩伴,就是那条滇越铁路。铁路不光是父亲挣钱养家需要的交通渠道,也是开启他懵懂心智的老师。

    “这条铁路对我的影响太大了,我对工业产品的最初印象、对外面世界的认识,想来都和它有关系。我们村按说属于华宁县,但我的中学就是坐火车到昆明去上的,应该说,我们那个时候对昆明还更熟悉些,这都是因为铁路。”

    这条从云南省会昆明开往越南海防的铁路,修建于20世纪初。当时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在东南亚明争暗斗,云南与越、老、缅三国交界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加之云南资源丰富,交通闭塞,在云南修建一条陆路通道,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。1898年,法国公使吕班照会清政府,以干涉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,要求清政府允许法国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会修筑铁路。那时,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,很难对列强提出的要求说“不”,只能在照会上答复“可允照办”,于是法国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。

    1901年,滇越铁路的越南段从海防经河内到老街的389千米路段开始修建。1903年,从河口沿南溪河北上,经碧色寨、开远、宜良、呈贡至昆明的466千米云南段也开始施工,整个工期历时七年。人们用“一颗道钉一滴血,一根枕木一条命”这样的话,来形容这条铁路修造的艰辛程度,就连当时的云南地方官员都说“此路实吾国血肉所造成矣”。1910年,滇越铁路线通车。当时的西方媒体将它与1859年开凿的苏伊士运河、1914年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并称为“世界三大工程奇迹”。

    1910年(清宣统二年)3月31日,一辆黑色的蒸汽机车徐徐开进了昆明,车头上插着鲜艳的法国三色旗。据说,当这种钢铁动物轰隆隆驶进火车站时,围观的百姓充满了好奇与不安,胆小的人被汽笛声吓得四处逃散。云贵总督李经羲有这样的诗句:“耳畔才闻汽笛鸣,列车已出千里路。”可见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带给云南人民的震撼。百年之后客观来看,滇越铁路把一个闭塞的中国内陆省份一下子拉到大海边,铁路的建成让云南人领略了现代物质文明,同时也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传播,催生了社会观念的变革。

    围绕这条铁路发生的种种风云变幻,山村少年无从知晓,但铁路就从家门口经过,这是石柱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。长长延伸的铁轨,隆隆驶过的火车,给石柱带来了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,引发了他的各种猜想。他甚至天真地认为,外面的世界就是修建这条铁路的法国人过的那种生活。

    1932年,一列法制米西林小型豪华旅行客车出现在这条路上。这列车采用铝合金做车厢壳体,车长20米,分主车与挂车,主车内有19张皮沙发软座,带有西餐厅和抽水马桶卫生间,挂车为行李车,车型为鲸鱼状流线型,以飞机引擎为发动机,功率117.6千瓦,大大超过蒸汽发动机,从昆明到海防港只需一天时间。这列与众不同的火车让铁路边的山村孩子们大开眼界,他们常常在旅行客车经过的时候聚在路边看着它驶过。有时候,客车车厢吹起的窗帘下会露出乘客的脸,那些影影绰绰的面容分明透着一种神秘。偶尔,他们也会从窗口扔出一只饼干桶抑或糖盒。小伙伴们就一拥而上跑去捡,谁跑得快谁就能捡到。

    冒着白烟的蒸汽机车,风驰电掣的米西林快车,制作精良的铁皮盒子,都向山村少年石柱展示着工业产品的无穷魅力。他纳闷儿:这些精美的东西是人做出来的吗?它们是怎么做的呢?儿时飘忽而过的记忆,竟促使他一生都痴迷于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追求。

    秉性的养成:坚忍与宽厚

    父亲常年在外,家里的农活儿都是母亲在做。石柱从五六岁时就成了母亲的帮手。在他眼中,身材不高也不壮的母亲,有着山一样的坚忍和水一样的宽厚。“回想起小时候,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。母亲不爱说话,她只是用行动告诉你,事情要怎么做,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。”

    云南乡下,五六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,家境差点儿的人家,这段时间就揭不开锅了。褚家的情况要好一些,毕竟褚开运在外跑买卖,褚王氏会拿出家里的余粮接济断粮的乡亲,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。石柱记得,父亲意外身亡后,一家五口就靠母亲在三亩薄田里讨生活,家境窘迫起来。一天,快吃晚饭的时候,有个流浪汉来到家门口乞讨。家里哪里还有存粮呀,就靠石柱每天到江里摸鱼给长身体的弟弟妹妹填点儿荤腥。一看流浪汉的破碗递到了面前,石柱没好气地说:“没有没有,我们晚上都没吃的了,拿什么给你?”这话让在灶房做饭的母亲听见了,她端着半碗米饭走了出来,说:“石柱,不许这样说,不到无可奈何,谁愿意端个碗讨口。我们少吃几口死不了。”看着母亲将手中的米饭倒进那只破碗,石柱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    1937年7月7日夜,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,以军事演习为名,突然向当地的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。第29军奋起抵抗,这就是著名的“卢沟桥事变”,抗日战争打响了。

    就在这一年的九月,褚开运牵着儿子的手走进了禄丰村车站小学。

    第一个名字的由来:“亲俄亲共”

    走进学校时,石柱已经九岁了。这个黝黑的山村少年,好奇地打量着这所建在山壁上的学校。学校不大,只有几间教室、一个篮球场。不过沾了紧靠车站、交通便利的光,这所学校的生源和师资力量都不同于普通的乡村小学,可以算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了。石柱的两个堂哥——褚时俊和褚时仁此时都在这所学校读书。

    褚开运一直没给儿子取大名,小名石柱一叫就是九年。入学登记的时候,石柱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名——褚时俄,这是学校老师给取的。按辈分来排,他的爷爷是“发”字辈,父亲一辈为“开”字,到了石柱这一辈,名字的中间是“时”字。褚家还有个讲究,石柱这一辈的名字最后的一个字必须有个单立人。

    老师选的这个“俄”字虽说都符合要求,但念起来有点儿像女人的名字。据说这个取名的老师是个“布尔什维克”,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:“十月革命”一声炮响,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地处云南腹地的一所乡村小学的老师,给新来的学生取了个“亲俄亲共”的名字。

    车站小学不远处就是禄丰车站。和小学所处的地形相比,车站的地势更加险要。两岸高山在这里变窄,形成了一道峡谷,盘江水在峡谷间呼啸奔涌,车站就建在江边断崖上。滇越铁路云南境内沿途设大小车站55个,部采用法国东南部建筑的样式,红瓦黄墙的小楼,深长的屋檐、木质的百叶窗、铸铁镂空的花式三脚架、墙上标有“巴黎”字样的三面钟,无一不带有浓郁的法国风情。

    禄丰站虽只有三条铁轨,却是滇越铁路上的一个特等站。特等站一般由法国人管理,车站的员工有法国人,也有越南人。六十年后,谈到故乡的这个车站,褚时健说:“我搞企业以后,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车站,一个特等站,只有六七个员工,管理得井井有条。这条铁路后来一直运营,货运和客运都很少了,车站的人倒多了,有二三十个。”这一比较,可见法国人当时的管理水平有多高。

    一来是上学时年龄大了些,理解力要比别的孩子强,二来是真心喜欢读书,褚时健上学头几年一直是个好学生。他尤其喜欢上国文课,当时的课文大部分是文言文,老师要求白天教过的课文,晚自习时必须背诵,背出书来才能去睡觉,褚时健每天都抢在前头背完。

    时至今日,他仍记得当年背诵过的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……”,“那个时候不明白意思,只觉得这文字很美,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。”

    上学第一年,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奖品:一本书、一支笔。

    初小四年,他年年是好学生,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。

    无忧的山村小学时光

    车站小学的学生来自附近的村落,学校要求住校,每个星期回家一天。矣则离车站不过五六里地,都在南盘江一侧。当时没有公路从矣则直达禄丰车站,对孩子们来说,最便捷的路径就是沿着铁路走。滇越铁路是米轨,机车相对准轨火车要小。当蒸汽车头带着车厢爬坡的时候,火车的速度会放慢许多。学校地势在上,矣则在下,正好是火车爬坡的路段,褚时健从不放过扒火车上学的机会。火车来时,他先在铁道边准备好,火车一过,紧跑几步跟上,瞅准机会拉住车尾的把手,纵身跃上去,这样,火车就把他带到了学校。这一手别的孩子也会,只是胆子够不够大的问题。褚时健记得自己从来没有失误过,有的时候,机车上的工人还搭把手拉他们上车。

    放学回村的路,大家只有乖乖沿铁路走了,矣则不是站点,又是下坡,火车的速度比上坡快,即使扒车,到时候也下不了车。

    褚时健不想走回去,他琢磨出一个新办法,把衣服包好,顶在额头上,躺在江水里,让江水送自己回家。这一招儿在孩子中可是个创举,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效仿。褚时健对自己的这个办法十分得意,多年后他说:“这种办法是我独有的,别人不行,主要靠水性。盘江到我们这一段,被两岸的山夹在中心,变得很窄。水流急,声响都比别处大。江边有很多大石头,江心还有暗礁,漂流也是件危险的事情,搞不好人就被撞飞了。不过我不怕,只要水温合适,我就用这种办法。要是没把握,我也不会这么做。”可见当年小小年纪的褚时健,已经有着超越年龄的判断能力,办事果断而不鲁莽,称得上是少年老成。

    小学的生活艰苦而充满新鲜感,学生和老师都住在学校,师生之间关系很好。这些在小学教书的先生大都很年轻,除了教语文、数学,他们还要给学生上音乐、美术和体育课。褚时健后来回忆:“老师上课给我们讲的东西,教我们唱的歌,其实都是在传播朴素的民主思想和人生道理。我们那时候年纪小,还听不太明白。不过,我觉得老师讲得都很有道理。”

    一天上课的时候,褚时健和同学们发现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不见了,一同消失的还有两位年轻老师。后来才听说,这几位老师都是地下党员。当时,国民政府在禄丰车站设有一个警察分局,局长就是个特务,他已经掌握了车站小学老师的情况。就在他准备对这些潜伏在学校的“**分子”下手时,党组织得到情报,将三位老师连夜转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,学生们议论纷纷,他们不知道地下党是干什么的,只是听说再也见不到和蔼可亲的老师了,都觉得十分惋惜。

    国变:抗战爆发

    山河破碎,战火弥漫。就在褚时健上小学的这两个年头,日军铁蹄迅速践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,华北、华东、华中、华南都成了日军占领区。

    中国主要的工业区和重要的沿海港口,先后落入了日军手中。此时,偏居一隅的滇越铁路显出了它的重要性,国民政府在海外购买的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量物资都要通过它运入中国。

    1940年,日军侵入越南。为了切断滇越铁路这条运输线,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云南,铁路沿线不时响起隆隆的爆炸声。当时,各国援华的大量物资仍积压在海防港。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,中方派抢修队日夜赶修。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亲自坐镇,督运海防积压物资。这一年6月,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者慑于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,答应了日本的要求,宣布禁止中国货物由滇越铁路越南一方入境。

    原先想保住这条生死运输线的国民政府,此时改变思路,炸断了两国交界的河口大桥,滚滚红河成为阻止日军沿铁路线入侵云南的天然屏障。同时,政府下令,将滇越铁路河口至碧色寨177千米路轨拆除,移铺至川滇铁路昆明至曲靖段,以形成与滇缅公路、驼峰航线联运的另一条运输大动脉。

    国外运输停了,可国内昆明到个旧的火车还在运营,褚开运的生意和这条铁路分不开,虽说时不时会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,但为生计所迫,他坚持做着往个旧锡矿运送原木、木炭的生意。

    家变:父亲被炸伤

    十岁出头的褚时健,课余时间已经成了父亲的帮手。收来的原木是用来做矿坑内的支撑木的,每一根都有长度和粗细的要求,褚时健就管验收,拿着尺子替父亲把关。

    这时的褚家,境况大不如前。操劳半辈子的奶奶先走了,爷爷褚发珍在一次上山伐木时受了重伤,拖了两三年,无可奈何地撒开双手也走了。二伯褚开科正值壮年,却一病不起,很快也离开了人世。而褚时健刚刚三岁的小弟,也莫名其妙地天折了。小小年纪的褚时健,在短短几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亲人的离别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,更大的变故出现了。1942年夏天,押车运木材的褚开运在个旧附近一个叫巡检司的小车站,碰上了日本飞机的轰炸。三架日本飞机在铁路上投下了数发炸弹。褚开运被炸弹的气浪掀起,严重震伤。

    褚开运被炸伤时是在个旧,家里人都没有他的消息。直到半个月后褚开运被人抬回家中,褚王氏才知道丈夫受了重伤。这时她已经怀孕了,丈夫受了伤,孩子们年纪小,想到今后的日子,褚王氏心头仿佛压了块石头。

    躺在家里的褚开运心情郁闷至极,他抱怨老天不公,自己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,勤勤谨谨讨生活,怎么还落得如此下场?他恨日本人,跑到别的国家扔炸弹,还说什么“东亚共荣”;又担忧过去靠自己的买卖维持生计,如今买卖没了,自己成了废人,一家人怎么办?思来想去,却总是无解,褚开运成天唉声叹气。

    就在这年秋天,褚王氏生下了最小的儿子,名叫褚时佐。

    夜半烤酒:挑起家庭重担

    父亲躺在床上,生意血本无归,三亩水田和十几亩山地成了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。十四岁的褚时健不得不帮母亲挑起了家人生活的担子。他开始逃课,一到下午就从学校里消失了。回到家里,他要帮母亲砍柴、烧火做饭,还要承担地里的农活儿。

    乱世多事,各地都有暴民聚众山林,当上了打家劫舍的土匪。村里境况好一些的农户们家里都买了家伙,以备不时之需。褚家老屋在村里算是显眼的宅子,不得不防。夜里,半大小子褚时健就抱着爷爷留下的捷克造步枪,担起了看家护院的责任。

    后来回想起这段时间,褚时健从不提当时的艰难,留在他记忆中的仍是充满快乐的少年时光。他说:“我的成绩从读高小的时候就不行了,说起来都是逃课摸鱼闹的。每到下午上课,老师在黑板上写字,我就悄悄溜了。也就是这个时候,我的数学变得一团糟。数学是要跟着走的,缺了不行,我天天逃课,学分数时有好多环节搞不懂,咋个做得出来?所以上中学以后,我最怕的就是数学。”

    其实,成绩下降怎么能怪摸鱼?天天逃课,是因为家里天天有做不完的事情。

    爷爷留下一家酒坊,由褚时健家和二伯家共有,每家一半。父亲不能千活儿了,母亲把烤酒的事情交给了褚时健。她告诉儿子,如果烤的酒好,卖得出价来,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就有了着落。

    褚时健见过烤酒,那时候家境稍微宽松些,每年烤酒时会请来师傅,褚时健好琢磨,看也看会了。只是烤酒前需要准备大量柴火,过去是父亲和师傅做,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,就连母亲也无暇顾及。

    褚时健给家里的小毛驴架上了木车,到二十里外的山里去砍柴。砍上两三天,千把斤的燃料才能备好。轮到自己家烤酒的时候,他先找一些树根搭灶,灶的洞门小,就得把柴砍成能够塞得进去的块儿。烤酒用的大甑子要蒸700斤苞谷,褚时健一个人扛到酒坊,母亲帮他把苞谷泡上。泡到吃晚饭前,他就把这些苞谷捞进甑子,再把甑子支在大锅上蒸,一直要蒸到苞谷开花。烤酒的程序不算复杂,但需要耐心。褚时健总结为:“蒸煮的过程要十八九个小时,大约每两个小时要添一次火。火大了,汤锅容易烧干;火小了,粮食又蒸不透。添完火以后,还要把甑子里的粮食搅拌一次,控起来,调一调,再搅拌一次,这样才能蒸得均匀。”

    山区夜黑,远近都没有了灯光,四野寂静,只听得到灶台下的柴火在噼啪燃烧。褚时健独自在酒坊里守夜,他不觉得害怕,只是担心这一夜怎么睡觉。不睡不行,干活儿需要体力,睡过了头更不行,锅烧干了,岂不坏了大事!这种担心没持续多久,很快,他自己都感到奇怪的事发生了,他体内的生物钟自然而然发生了改变,每两个小时会自动醒来。

    “冬天,一般是晚上七点钟开始蒸苞谷,九点钟的时候,我还没有睡,浇一回水,之后我就睡着了,但是到十一点、第二天一点、三点我一定会醒。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,我从来不会因为睡觉误事。”褚时健回忆时颇为自豪地说。

    半夜,褚王氏悄悄来到酒坊,儿子毕竟只有十四岁,她有些不放心。她没有叫醒儿子,只是在酒坊外静静地观察。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,儿子好像上了闹钟,每隔两小时会自动醒来。加柴添火、搅拌,每道工序都做得井井有条,和烤酒师傅没什么两样。此后,褚王氏再也没有晚上到过酒坊,她对儿子一百二十个放心。她没有告诉过儿子自己曾在深夜到酒坊探访,可儿子知道母亲来过。褚时健说:“我了解我的母亲,她肯定来看过,看过就放心了,只是她不说。”

    “我的母亲教会我很多,那时候家里担子那么重,她从来不说难。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母亲,但她从来没有表达过她对我们的爱。这一点,我和她一样。”

    经过18个小时的蒸煮,第二天太阳下山时,蒸好的粮食就要拿出来晾干了。褚家的小酒坊规模不大,每天能出百十斤酒。但烧一次酒的劳动强度不小,十八九个小时,700多斤粮食,1000多斤燃料,放粮、蒸煮、搅拌、发酵、捞渣,靠这个十多岁的少年一个人侍弄,顶得上两个成年的工人。这样的劳作,一直持续到褚时健上高中时。

    家道中落:父亲走了

    多年以后,所有的回忆变得单纯而凝重。褚时健说:“少年时的劳作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。烤酒的实践让我懂得,烤酒要讲出酒率,就是你放100斤的苞谷要出多少酒才行。要追求效率,那就要讲技术,这些粮食熟透的程度、火的温度、酵母的培养,不从技术上搞好,酒就出不来。酒出不来就会亏本,不光补贴不了家里,我还读不成书。所以,我从十几岁时就形成一个概念,从投入到产出,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,干事情要有效益。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,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。”

    1943年6月,在病痛中煎熬了一年的褚开运预见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,他让妻子把还在学校上课的褚时健叫了回来。

    褚时健匆匆赶回家时,发现除了家人之外,舅舅王之义一家也在。这一天,褚开运当着家人表达了两个意愿:一是希望褚时健能和表妹王兰芬结成姻缘,因为儿子的婚姻是保证褚家香火得以延续的大事,而他看不到这一天了。第二件事是自己死后,要追随父母和兄长,安葬在大黑者老憨坨的祖坟里。

    三天后,42岁的褚开运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。

    褚开运的第一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。褚时健当时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,压根儿还没有男女之情的意识。在他眼中,表妹王兰芬是个温柔娴静、长相漂亮的小姑娘,他们是血缘很近的表兄妹,他从没有想过要和这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女孩成为夫妻。

    很快,褚开运和自己的父兄们在祖坟里相聚,实现了他的第二个愿望。

    给父亲的墓碑磕了最后一个头后,心怀伤痛的褚时健默默地站起身来,从这一刻起,他就是这个家里最年长的男人,他知道肩头的担子有多沉。

    站在老憨坨山上看四下的山川,他突然发现,祖坟所在的位置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势。脚下是一个云蒸霞蔚的大坝子,南盘江水银链般在坝子里蜿蜒而过。远望层峦叠嶂,好像一道道青苍的波浪,汹涌澎湃;又似万马奔腾,呼啸而来,在他的眼前交汇。褚时健呆住了,他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观察过山川风物,也从来没有这样被自然界的景观深深震撼过。这一刻的体会,他再也无法忘记。

    少年农夫:你不想上学了吗?

    1943年,褚时健小学毕业,他放弃了上中学,回到了矣则。家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。下田薅秧、上山打猎、下水摸鱼,褚时健似乎掌握了一个农夫所有的技能。他挂在嘴边的话是“同一块地,我要种就要比别人种得更好”,他好像真的打算成为一个与土地终身为伴的农夫。

    没有人问他还想不想上学,母亲只是时时将眼光停在儿子身上,她知道,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,心里有自己的主意。

    暑假,已经到昆明读大学的堂哥褚时俊回来了,就住在褚家老屋。褚时健很高兴,他领着堂哥上山打兔子、套野鸡,下河里游泳、摸鱼,变着法子让堂哥感受乡间生活的乐趣。

    他说:“我跟我这个堂哥最要好,他学习成绩好,考西南联大的时候,听说一千个人录取一个,他也考得上。他虽说不住在矣则,但每年回老家,我和他谈得最多,一点儿隔膜都没有。”在他心目中,这个聪明过人、见多识广的堂哥,算得上是当时自己的人生导师。

    一天,褚时健把堂哥带到了南盘江边。他指着河滩上新开出来的一片地说:“你瞧瞧,这是我的地,我自己开的地。”

    褚时俊十分惊奇:“你家三亩田都种不过来,你怎么还要跑到江边开荒?”

    褚时健告诉堂哥一个秘密:“村子里有一个从四川搬迁来的外来户在坡地上种了几十棵黄果树,我看这树太好了,结的黄果酸酸甜甜的,很好吃。看来,我们这个地方适合种这种东西,我也想种。”

    看着眼前兴致勃勃的堂弟,褚时俊沉默了。在他看来,堂弟是个天赋异禀的少年,有着常人没有的本事,那就是敢想敢做,而且做事有目标,要做就做到最好。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,他的脚步还没有迈出,难道矣则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吗?

    傍晚,褚时健从江里打上来七八条筷子长的鱼。兄弟俩在江边支了一个三脚架,挂起一口铁锅,边煮边吃。

    白天的燥热退去,江面上凉风习习。看着兴致勃勃地煮鱼的褚时健,褚时俊问:“石柱,你不想读书了吗?”

    褚时健愣住了。从心里讲,他喜欢上学,小学六年,他学到许多知识,眼界开阔了,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,能不想上学吗?可眼前家里实在困难,母亲带着四个孩子,有自己帮衬,日子尚能过下去,如果自己走了……他不敢往下想。

    褚时俊从他的眼里看到了答案。他告诉堂弟,外面的世界很大,你还没有真正看到它。只有读书,眼界才能打开,眼界开了,路才能宽,才能干一番事业,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他还告诉堂弟,现在时局动荡,山河破碎,民族已到生死存亡之际,有志青年当担负使命,为国家民族尽绵薄之力。

    褚时健沉默地看着江水,堂哥的话让他热血沸腾。

    86岁时,褚时健说:“我当时差点儿就不读书了。是堂哥的一席话点醒了我,一定要读书,要走出山村,要改变命运。”

    晚上,褚时俊和婶婶在堂屋里坐下,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婶婶,怕婶婶反对,他准备了种种说服她的理由。没想到,褚王氏只说了短短一句话:“我知道,再难也要让他读完中学。”

    此后的一段时间,褚时健为出门读书做着准备。他没日没夜地烤酒,逢赶集就和母亲一起到集市上卖酒,积攒了一年的学费。

    母亲心思更细些,怕儿子到昆明两眼一抹黑找不到庙门,专门跑到禄丰车站找到了站长。褚开运做生意的时候,和这个站长交情不错,站长的家就在昆明。褚王氏说:“我大儿子要到昆明读书了,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,到昆明能不能先到你家落个脚?”站长很爽快地答应了,他给褚王氏写了个字条,上面写着自己家的街道和门牌号码,并告诉褚王氏,让褚时健到昆明当晚就住在他家里。

    一个到过昆明的亲戚告诉褚时健:“不认得路不怕,你喊一辆黄包车,把你要到哪里的条子给他看看,他就会把你送到那里,你只消给他钱就行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