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前，戴城是个很无聊的地方，尤其是对技校生而言，去哪儿都是一样，几个游戏房，几个录像室，几个舞厅，如此而已。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游戏房消磨时光，或者到录像室里看香港烂片，有时运气好也会遇到播放生殖健康的科教片，看到显微镜之下的精子卵子，跟动物世界差不多。假如我再胆大一点，就可以跟着大飞去黑擦擦的舞厅里跳Bo，可惜那地方是阿姨，没什么意思，至少在我十八岁那年，我还是喜欢和同龄的女孩儿在一起，这也算是我的个人口味吧。我直到二十岁以后才喜欢姐姐型的女孩儿，她们比较懂事，也比我有钱，这些都是题外话了。
戴城很小，马路都很窄，但是人口挺多的。上班的时候，成百上千的人就被堵在路上，假如这时刚好开过一辆大粪车，那就惨了，人和屎都寸步难行，离粪车近的人经常被熏得昏过去。就在这种街道上，我见识过戴城流氓的群殴场面，两伙人拿着棍棒在巷子里打，堵得严严实实的，棍子还没抡起来，两旁住户的玻璃窗都碎了。后面不知情的群众还在问：“怎么啦怎么啦？又抢购什么东西啊？”小流氓回身大吼一声：“打架！”群众更起劲了，堵在巷子两头看热闹，几百辆自行车停在那里。流氓打完架想撤退，那就得找个交警先疏通一下道路。
在这种小城市里，所谓的流氓，说白了就是些混混，很难混出什么名堂。犯毒绑架抢银行这些事情根本轮不到他们来做，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给各种舞厅、录象室、游戏房看场子，工资微薄，难以为继。即便如此，还要竞争上岗。有些流氓平时在包子铺里兼职，大清早起来擀面粉，中午脱掉围裙，换上军裤去看场子，晚上——晚上的流氓是不干活的，否则就成劳模了。另一些流氓，连包子铺都不敢要他们，他们就出来打劫初中生。
我和杨一念初中的时候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被人拦在学校门口，抢钱。要是掏不出钱，就会挨耳光。流氓不会亲自动手，他们把受害人拎到墙角，让这些人互相抽耳光，直打到他们满意。挨了耳光，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，为什么不带钱，为什么又偏偏遇到流氓。回忆初中时代，我和杨一经常互抽耳光，有时抽得过于认真，乃至真的打起来，小流氓就会过来批评我们不守纪律，然后赏我们一人一个大耳光。
那时候我们也去拜大哥，找个地面上的混混，请他吃饭，平时给点钱，他就能罩着我们。即便如此我们也会遇到骗子，附近包子铺里有个伙计，绰号叫飞天大侠，早上擀面，下午就穿了一条军裤，背着一把中国式的宝剑出来晃悠，极度威风。我们这伙初中生跟他有点熟，他答应做我们的保护人，条件是必须去他店里吃包子。飞天大侠的背景很深，据说他是戴城大流氓“五哥”的小弟，我们都深信不疑。结果，小混混来抢钱时，我们报出飞天大侠的名号，小混混哈哈大笑，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。有人跑到包子铺，把飞天大侠喊出来，这哥们倒也真不含糊，拎着宝剑骂骂咧咧冲过来，还没把剑拔出来，脑袋上挨了一板砖，躺在地上。小混混踩着飞天大侠的脑袋，问：“再说说，跟谁混的？”飞天大侠哭着说：“我谁也不跟，放了我吧。”
结论是：装傻最安。把大钱藏在内裤里，身上只揣硬币，尽量在人多的时候上下学，没有成年人陪同就不去公共场所，独自出入时候动作要快，不要相信的同学，不存在集体的力量，挨打的时候护住脑袋，大声惨叫，绝对不要用仇恨的目光注视流氓，低头，跪下，喊他们爷叔。最后，就盼着时间尽快流逝，噩梦一般的初中生涯结束，就可以加入混混的行列。
从不良少年，到小混混，到流氓，到大流氓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真正成为大流氓的人很少，而小混混又是如此的无趣，并不能让我立志投身其中。天哪，我的故乡是一个多么无聊的地方，在这里，就连做流氓都乏善可陈。
整个初中时代，老师都为我们担心，这群孩子天天跟暴力打交道，将来长大了，要是国家不打仗，简直不知道干什么好。老师也经常教育我们，少去那种三乱场所，要做个爱学习的文明孩子，躲在家里看书是最安的，最好去图书馆借点课外书啦。我们响应老师的号召，跑到戴城图书馆，那是一幢很老的洋房，年久失修，墙面都酥了，老鼠沿着落水管爬上爬下。我们办了借阅卡，借了两本书，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我借了上册，杨一借了下册。这本书是语文老师让我们读的，他说：“不读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就不知道什么是理想。”借到书，我们心里很得意，觉得自己像个有理想的孩子。刚走到街上，迎面来了一群小混混，看到我们就非常亲热，用手臂夹着我们的脖子，拖到附近的小巷里，先把我们身上的零钱都抄走了，有一个戴眼镜的小混混看见我们手里拿着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就把书抢过去，卷起来抽我们的脑壳。我们说，干吗打人，钱都给们了。戴眼镜的流氓说：“谁让们爱看书的？还看约翰克里斯朵夫！们就欠一顿抽！”我和杨一哭得涕泪横流，不知道约翰克里斯朵夫怎么得罪他了。
“我操妈啊！！！”我至今记得杨一在十四岁那年的惨叫。
那以后，我们再也不去图书馆了。我们躲在家里，混迹于同样胆小如鼠的同龄人之中，战战兢兢地长出了胡子和喉结，模仿香港录像片里的打斗动作，随兴地练练肌肉，和小混混结交，混在人堆里看群殴。后来我们就长大了。
我和杨一经常讨论，戴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后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，这是个非常无聊的城市，生活着很多傻逼，一群自以为是的傻逼和一群自以为什么都不是的傻逼。面对这样一座城市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它，Forever，再也不要回来。
很多年以后，我和杨一都长大了，离开了戴城。我们在一个派对上遇到个女孩儿，她穿得很暴露，鼻翼上拴着耳环，耳朵上挂着项链，脖子上有一个玫瑰花的刺青。别人告诉我们，这女孩儿是戴城人，很风骚，把她搞上床非常容易。我从来没有想到，戴城这座乡下小城也会出产这样的奇异果。我和杨一都想和她睡觉，我们走过去搭讪，说：“嗨，我们也是戴城的！”女孩儿说：“们这两个乡逼，滚远点。”这让我们很羞愧。“乡逼”这种骂人话，是戴城的特产，那座城市被农村所包围，仅隔一条运河，就能区分城里人或乡下人。城里人管乡下人叫乡逼，乡下人管更乡下的人也叫乡逼，到了上海我们被上海人称为巴子。巴子这种骂人话很恶毒，但比起乡逼真是善良了一千倍。她用这句戴城特有的脏话证明了自己和我们是同乡。显然，她不愿意再和戴城的男人发生任何关系，她的身体排斥着故乡，或许还排斥着祖国。其实我和她一样，假如我能走得更远，我就把身后的一切归结为：乡逼。
书上说，人在十七岁的时候是一个转折。在此之前，所有的快乐和悲伤都和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，那都是与生俱来的东西。在此之后，就会被逐渐折磨成一个傻逼，快乐也好，悲伤也好，都是这个世界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的。
九○年，我暗上一个女孩儿，那年我正好十七岁，已经学坏了，但是还没谈过爱。那女孩儿是杨一的同班同学，叫欧阳慧，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戴中的操场上。那时我经常混进重点中学，跟着杨一他们一起踢足球。我耐力惊人，绰号“跑不死”，虽然球技差了点，但满场飞奔，十分扎眼。
为了混进重点中学，我总是借了杨一的校服穿在身上，他们都以为我是本校的学生。那些看球的女孩毫不吝啬地将掌声赐予了我，还有人夸我帅呢！我兴奋死了，跑得跟兔子一样快，带球突破啊，我带着球往女孩子堆里钻，杨一在旁边喊：“传球！传球！他妈的想把球带哪儿去啊？”我根本不理他，杨一大怒，冲过来一个扫堂腿。我啃了一嘴的野草，跳起来想打人，后来看见一个女孩对着我笑。她就是欧阳慧。
这女孩儿长得很美，细长的身材，眼睛弯弯的，皮肤雪白，有两片非常好看的嘴唇，连我这样的小混混都不禁心潮澎湃，而且莫名其妙地感到惭愧。我立刻将她记在心里。回家路上我问杨一，那个最美的女孩儿是谁。杨一说她叫欧阳慧，是文科班的高材生，重点中学的校花。杨一说：“别打她的主意啦，我们学校追她的男生不知道有多少。”我说：“是说自己吧？”杨一说：“我要到清华去找女朋友的。”我嘲笑他：“笨蛋，清华大学有什么美女啊？人家说清华的女生是丑八怪。”杨一不耐烦地说：“还是回的技校去找女人吧。”
其实我喜欢的女孩子就是欧阳慧这种类型的，比较清纯，而且很有前途，她很快会成为一个美丽的女大学生，这种落差感让我心驰神往。我们技校里当然也有美女，但是一想到她们很快就会成为美丽的女工人，我就觉得很沮丧。我又不是王子，找个灰姑娘有何妙趣可言？我一个技校生，喜欢未来的女大学生，应该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吧？于是我认定，这种情操就是爱情。为了接近欧阳慧，我隔三差五地借杨一的校服，披在身上，混进重点中学。在那些晚霞灿烂的黄昏，喧闹的操场上，我一身橙色地飞奔在球场，欧阳慧和其他女孩们在跑道上看着我，她们就是我的兴奋剂，就是我的沉默的啦啦队。那时我有点懊恼，为什么不像杨一那样认真学习，考上重点中学，和她们在一个教室里朗读课文。我很想找个机会和欧阳慧搭讪，可是又害怕露馅，她离我这么近，又是这么远。我飞奔的身影无声地诉说着哀愁。
另一些时候，我独自蹲在一中的宣传栏下，那里贴着很多学生的作文，其中就有欧阳慧的。我仔细地读着欧阳慧的文章，她娟秀的字迹深深地打动了我。女孩儿的作文似乎深得老师的欣赏，每个礼拜都会换一篇新的，有一次居然是一首诗歌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趁着没人的时候把那张纸揭下来揣进了口袋。
夜里，我蜷缩在木板搭成的单人床上读女孩儿的诗，我也读不出个好坏，但却神魂颠倒，甚至捏着那张纸睡去。其实我那么爱她，应该去偷她的内裤，而不是诗，但我偷不到内裤就只能偷诗了。后来那张纸被我整个地捏烂了，我只能将它折起来塞进抽屉里。
有一天，我和大飞他们几个在文化宫门口闲站着，我们把上衣纽扣部敞开，叼着香烟，对着过路的妇女同志不怀好意地笑。这完是街头混混的作派。妇女同志都非常害怕，加快脚步从我们视线中消失。后来我们看见几个橙色的身影从人行道那边走来，哇，重点中学的妹妹。大飞扯着嗓门喊道：“平胸！平胸！”我打量了一下，还真没冤屈她们，是飞机场。那些女孩自知理亏，非常羞愧地低下头，挽着胳膊从我们眼前走过。我们一伙人尖声大笑，“平胸！平胸！”喊得满街的男人都朝她们看。其中有个女孩忽然抬起头来，快速地朝我们看了一眼，我立即认出来了，她就是欧阳慧！可惜我那张狰狞的笑脸来不及收回去，我满怀内疚，同时又是面带嘲讽地对她说：“平胸。”
第二天放学，我照样穿着杨一的校服去戴中踢球，杨一不在，我和足球队的人混.得比较熟了，他们也不介意我是外校的。那天欧阳慧也不在，我踢了小半场就觉得没意思，正想回家，忽然看见欧阳慧带着门房的刘大爷和两个体育老师向我走来。欧阳慧指着我说：“他是化工技校的！”她的声音尖利而愤怒，和我骂她“平胸”时如出一辙。刘大爷手里拎着一把铁锹，两个体育老师各拿着一根跳高的竹竿，隔着老远就朝我捅过来，好像我是一条无证的野狗。刘大爷还对我嚷：“噢嘘，噢嘘，不要跑！”这句话提醒了我，我撒腿就跑，后面几个人紧追不舍，竹竿子往我屁股上直捅。有人大喊：“抓住那个化工技校的！”操场上的女生齐声尖叫。我心想，妈的，我又不是色狼，们叫个屁啊。我仗着腿脚利索，绕着操场跑了一圈，居然又跑到了欧阳慧眼前，她非常害怕，也是尖叫一声。我对她说：“别怕，我不会害的。”
欧阳慧说：“这个流氓！”
我长叹一声，扔下她，继续往前跑。人生的误会就是这样，后面有一伙人想弄死，还能有什么机会对一个女孩儿表白呢？我认清道路，把欧阳慧彻底忘记掉，专心地往大门口逃去。这时有个足球队的哥们对我说：“路小路，大门锁上啦，赶紧跳墙出去吧！”我转了个弯，向围墙那边跑去，有一个拿竹竿的体育老师拦在我眼前。我有点恐惧，不过看他的脸色比我更恐惧。没等他站稳，我一头撞在他肚子上，把他撞岔了气，然后翻上围墙，纵身跳入外面的世界中。
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机会混进一中了，也永远失去了接近欧阳慧的机会。这两件事都让我痛心：不能踢足球，以及失。
搞不清欧阳慧怎么会知道我是化工技校的，可能她认出我们那伙人的来历。过了几天，杨一来问我：“听说被认出来了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杨一说：“听说体育老师拿着竹竿捅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杨一说：“这个笨蛋。”
后来我渐渐把欧阳慧忘记了，我觉得她报复心很重，我才说了她一句平胸，她就把我的老底给揭穿了。当然，骂人家是平胸，这非常可恶，如果有人骂我是个阳萎我就会把他打残了，平胸和阳萎大概是差不多的，唯一的区别是前者用肉眼隔着衣服就能看出来。我曾经因为嘲笑黄莺是个大胸，结果被打成脑震荡，后来嘲笑欧阳慧是个平胸，她手无缚鸡之力，又不认识什么流氓给她出头，只能用比较和平的方式来报复我，但这种方式使我的心都碎了。我要为了那些过大或者过小的胸，把脑子和心灵一起报废掉。
那一声怒喝“他是化工技校的”，从此在我心里生根发芽，最后长出来的植物应该是一棵仙人掌，在我内心那个不毛之地，带着无数根尖刺，不需要浇灌，不需要修剪，永无宁日地戳在那里。
在此后的一年中，我偶尔还能在街上看见欧阳慧，她当然还是个平胸，可我已经没有胆量再去调戏她，她也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我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像从未发生过一样。有一天我打开抽屉，忽然翻出那张写着诗的纸，四百字方格稿纸，写着她对于星辰和河流的向往。女孩儿的脸再次浮现在我眼前，这让我非常迷惘，又非常羞愧。爱情对我来说，就像一把菜刀，明明是应该用来烹饪的，我却用它砍了人。这就是我初次暗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