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趣阁 > 穿越小说 > 明歌 > 第三十七章:混水摸鱼
    请牢记本站域名“  ” ,或者在百度搜索: 三联文学网    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,伟大的中国皇帝陛下,将要重新召开,已经中断两年的众议院会议……费力。

    做为罗马教廷派驻的“中国暨东亚地区大主教”费力阁下,其实也算一公开的间谍人员,并由此引发一个有趣的现象:

    中国人知道费力会定期写报告给罗马方面,但假装被蒙在鼓里,只是暗中去偷拆信件;费力这方面,知道中国人偷拆过自己的信件,但成心装糊涂,反而借这样的机会,来拍中国人马屁。最简单的,就是信件里面凡是涉及到天子小朱的定语,部是肉麻的褒嘉赞颂。按照费力自己跟汤若望的解释是:

    “我写情报汇总的目的,不仅仅是为了向教皇履行义务,而是借机要取得中国皇帝的信任。”

    造成如此另类默契的原因很多,其中最主要的是“费力信件”,已经纯粹沦落为一种形式。毕竟他的身份不低了,罗马方面也不会强求这么一位大主教,去干一些有风险的事情,因此重要的是“定期汇报”而不是“汇报内容”,谁说罗马教廷就不能搞文牍主义?况且按照西方传统,事无巨细,都要进行汇总性文字备档,费力这样身份的人物,其文字报告的历史价值,始终是存在的。

    关于这次“重开早朝”事件,报告风格仍是如此,通篇措辞部采用“充分肯定,高调赞扬”的正面文字。并且为了凑足字数,除了今天的政治事件,费力还专门热情洋溢的描写北京城的玻璃品应用情况:

    北京的天气很怪,春天极短,甚至有直接进入夏天的嫌疑。随便下了几场不大不小的雨,素了整个冬天的杨树,便冒出了一蓬蓬的新芽,远远看过去,更像是翠色的花瓣,将世界装点得愈加生动。在那一片嫩绿之下,是衣衫轻薄的行人,正在映着阳光,放声大笑。伴随着人们幸福的笑颜,是玻璃器皿反射出来的七彩之光,因为玻璃品的普及,道路两边的窗下、门角,大量摆放了各式各样、各种颜色的瓶瓶罐罐,闪闪发亮,晃得人从内到外,都充满阳光。于是童话所描写的美丽,都可以在这座色彩艳丽的城市中,一一对应。

    应该说,如果不是玻璃工艺的成熟,使得人们熟练掌握了颜色的应用以及成本的控制,中国人是不屑于使用玻璃品的。

    据说早在汉代,东方朔就曾经用玻璃杯变过戏法,但玻璃制品在中国的待遇,仅限于此,至于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的诗句,也多是另类诗人的另类癖好。

    从性价比来看,玻璃制品在中国古代,确实比不上瓷器。但随着商品社会的到来,生产上稍稍受一点儿地域限制的瓷器,开始了逐步让位的过程。因为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生产瓷器,加上外贸规模扩大之后,瓷器的社会价值更加趋向外销,国内整体价格也有所上扬,所以不受限制,工艺完善,成本低廉的玻璃品,自然而然的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。

    正是在这种“商品需求影响消费习惯”的大前提之下,小朱大力推广的“窗明几净”计划,执行得还算顺利。那位名叫“九斤-童”的玻璃工坊主,受政府指派,用了整整7年时间,终于让北京,彻底变成了一座玻璃之城。

    面对这座,即使在漆黑的夜晚,也依旧璀璨耀眼的水晶之城,很多文人,尤其是西方过来的传教士们,都爆发了无数的灵感,在写给教皇的报告中,费力专门摘录了这样一段诗歌,来表达玻璃窗、玻璃杯等玻璃制品,对人类的巨大功绩:

    “在屋外,放一盏玻璃樽,好用它盛满阳光。多年以后,重新打开,依旧是那时的味道、阳光、还有风情……”

    就在费力这个奇怪的神职人员,一边溜达,一边记录自己的随想时,中国的心脏,紫禁城的朝会,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。说如火如荼,是因为原本都挺高兴的一次早朝,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混战。

    先说说对阵形势图吧:

    第一阵:阮大铖+张彝宪,对抗几近体北中国的基层官员(县令)。

    第二阵:杨嗣昌借势李定国的“各司其职”,出手针对五大边区的体武将。

    第三阵:卢象升、熊文灿以“国入丰厚,税制完备”为由,准备推翻黄宗羲的“推窗之论”。

    第四阵:贺逢圣、洪承畴为首的偏传统型官员,以“托尔斯泰事件”希望叫停与俄罗斯、欧罗巴等国的外交联系,以及“分科取士”。

    第五阵:围绕着小朱提交的“桃花票取代蛤蟆票”议题,言官为首的大多数文臣,都互相指着鼻子骂大街。

    促成这种大混乱的原因很简单,国家很久没开早朝了,之前罢朝时,采取天子居上书房,与分议大臣共同制定方针性政策;然后以太子奉国为表现形式,会同诸部大臣共同处理事务性工作。

    这种方式还是很有些效率的,分议大臣因为自觉受天子垂青,而发自内心的想成为文臣楷模,以不负圣恩,那么在制定国策时,自然会尽心尽力,并且像杨嗣昌、洪承畴、熊文灿、卢象升这些人,既有开明眼界,亦有基层工作经验,所以国策上,一直没有出现大的疏漏;

    分议之后的事务性工作,由于很多臣僚都欣喜的看到国家下一代接班人,能够被皇帝授予如此大的自由度,不仅可以掌握一定的权限、资源还有人力,同时还可以“奉国”身份,相应的拍板决策。这样的政体模式,可谓开创古今之圣举。太子既可以借助实干而锻炼治国手段,还可以提前了解各级别文官的能力、特点,所以大家干劲都很足(将来新继位,总不会忘记这些老部下吧)。

    换句话说,大家已经迅速适应了这种工作状态。但现在忽然之间,最高的权威者,要以早朝的方式,重新掌握“具体事务权”了。传统文臣的“应激反应机制”立刻开始运作起来。

    这就是中国人的无奈传统之一,私下里,什么话都好说,有商有量嘛,也少不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。可一旦来到公开场合,大家立刻像变了一个人,明明很简单的事情,也要违心的说点儿什么。

    最简单的例子就是,明明老百姓对皇上广泛接纳西方传教士的做法很有腹诽,但要是让他公开的发表看法时,这家伙通常会如是说道:

    “皇帝陛下对西洋传教士的亲切态度,让我很感动。试想,这些国际友人,千里迢迢,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,为丰富我们的生活乐趣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,作为中国人的我,又怎么会不感谢他们呢?希望我们能够尽东道主之谊,让他们感受到如家的温暖……”

    其实想想这种“敦促国民习惯演戏”的传统,真是够没劲的!

    今天的早朝,就是这种传统的反向体现,明明所有人都觉得皇上虽说不按常理出牌,行事乖张异类,但从总体上来看,倒是都能够歪打正着,渐变成国之良策。

    但是,当早朝大会召开之后,所有人都开始了提意见,仿佛这个时候不公开骂骂皇上,他就是奸臣似的。偏巧,唯一跳着脚拥护天子一切言行的事件,恰恰是阮大铖这个老流氓搞出来的,因此首先介绍闹剧第一阵:

    阮大铖、张彝宪这俩宝贝联名奏本,用厚达三尺三的奏本,状告河南、山东两地的所有基层官员:贪赃枉法、尸位素餐,甚至有“为谋私利,而勾结叛党”的败类出现!

    这个黑状,纯粹是睁眼说胡话。小朱当时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想找块砚台砍下去,最次,也应该让人把这阮大铖、张彝宪这两个混蛋给叉了出去,但政治有时候,又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:

    “阮大铖,朕来问,”(臣不敢)“彝宪钱庄的位置所在何处?”

    “回皇上,所在河南洛阳!”

    “哦,好,与董祖常前去任职检审之前,本在大通营的定陶作坊那边帮忙吧?”

    “吾皇圣明,小臣至今,仍兼定王府丞。”

    “好,那朕便再问一句,从定陶迁往洛阳任上,总共多少时日?”

    “…”

    听到这话,一直得意洋洋、满脸杀气的阮大铖猛地一抖,因为这话其实很难回答。他的检审任命是公开行为,但私下里却曾秘密入京接受指派,要替国家操盘“惊天骗局”。之所以秘密入京,是因为总指挥洪承畴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:不是国家挑选阮大铖去的洛阳,而是孙传庭在驱逐阮大铖。造成阮大铖有可能再次官场失意的假象,好让旧党人能够彻底放下心思,步入瓮中。

    因此,阮大铖现在就面临一个障碍,他要说自己早就进行“预审”工作,那不摆明了泄密嘛!而且是当着皇上、当着一众朝臣(其中不乏旧党支持者)的面儿泄密,这根本就是在找死。

    可如果他回答说到了洛阳之后才履行“检审”职责,那就反向证明了他在告黑状。因为奏本实在太厚,您要是关门关窗户的造谣,闷头撅屁股的胡写,时间当然很短,有个两、三天就足够了。可问题是,奏本相当于起诉书,而法律文本的首要原则,就是以调查为基础的大量证据。调查,您总是需要点儿时间吧?好么,阮大铖总共到洛阳才不到一个月,就完成了最起码要三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,试问谁能信?

    这已经不是法理还是算数的问题了,而仅仅是一个逻辑问题,阮大铖这个逻辑如果说不通,他就是一个告恶状的混蛋!

    想到这点,一向机智灵巧的阮大铖,也不由得抓耳挠腮。迫不得已之下,他一指旁边的张彝宪,

    “皇上,臣赴任洛阳,以日而算,止三十有九,而之前张公绝壅蔽矫,已有半年之久。”

    “啪叽”阮大铖话音刚落,张彝宪险些趴地上。因为他是太监,以内臣身份调查地方官员,这本是明代惯例。阮大铖按照以往理解,皇上指派张公去洛阳,应该是有一些交代的。可巧合的是,小朱并不是太懂这些门道儿,他还真就没做这个特批。

    而且张彝宪从元年那会儿起,就已经是北中国体县令眼中的抢钱饿鬼,他又不是真傻,自己虽说被皇帝力保,但毕竟公文中,是使用“叱责”字眼的罪臣了,这时候还没事儿找事儿的调查人家县令们,那还有好吗?

    再说了,张彝宪之前更接近于“证人”角色,阮大铖闹事儿,他帮着作证,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阮胡子身上。现在这老儿当面栽赃,“证人”变“主谋”,“苦主”成“讼棍”,这可实在大不妙喽。并且按照明代的规矩,张彝宪目前没有品秩,能让他旁听朝会,已经是开恩之举,如果小朱不开口问他,他是没资格说话辩解的。所以阮大铖此行,让他纯粹是哑巴吃黄连。

    “…”

    小朱先撇了撇张彝宪,再扭头看看旁边这个白胡子老灯儿,心中确实很感慨,阮大铖也算金榜题名的进士,当年还因为成绩出色而成为庶吉士。可看看岁月的痕迹吧,当着面儿的胡说八道,偏偏自己还不能治他的罪责。

    因为阮大铖是彻底摸清了脉络了,国家现在越来越有钱,当初天灾连绵时,官场吏治就**透顶,更何况现在各个岗位都有大笔金钱交割的现状了。所以如何清理吏治,关乎治国。

    那么从根儿上讲,旧有的监督机制,是存在漏洞的。毕竟官员们都是从科举上来的,大家拥有共同的审美倾向。真金白银的行贿受贿,其实是很罕见的。可要是价值连城的端砚、字画,很多人都会丧失抵抗力的。清理**,总要寻找寻找**的根源吧。

    因此现在刻意擢拔阮大铖这样身份的人,来进行独立审计,是遏制**的重要手段,再配合上重建御史台系统,制定官员升迁考核标准化指标,详备刑法等手段,**不会根除,但起码会将**成功控制到最低限度。这就算达到目的了。

    但铜钱两面嘛,以阮大铖这样的家伙,抑郁了十九年之后,忽然被国家授予了检审大权,他如果不闹事儿,就不是阮大铖了。

    起先,阮大铖的想法很简单,帮着国家骗东林党人,骗完了钱财,他们的叛乱也就平复了,到那时,曾经讥讽、取笑、折磨过自己的这些人,都将变成阶下囚,既出了一口恶气,又替国家完成任务,这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啊!而且还是肉三鲜的。

    可当他翻查帐目之后,那不可告人的龌龊念头,也就自然而然的冒了出来。

    首先,大明最基础行政单位应该是县,县令作为地方父母官,拥有很多实际的事务权。要想理顺骗局中的“购买”环节,就必须取得县令们的理解。

    可前提是得保密。国家乱卖资源,为得是套取旧党现金,然后以挤兑方式酿成金融风暴,这一整套流程,阮大铖是不敢乱说的。更何况,即便可以交底儿,他也不会说的,知道的人越多,意味着将来“功劳摊薄”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为了功劳独享,他还会主动隐瞒一些人的。

    最后,阮大铖就是因为贪污犯的事儿,当了一年的太常寺卿,居然可以连续十八年悠而无忧,可见这小子的贪污手段有多高明。眼下这么庞大的现金流量,稍微点点手,就是一大笔外快。试问阮大铖如何不动心?而为了避免底下人坏事儿,就有必要竖立“威严”。

    既然要让“县令们”同流合污,最起码也是摄于淫威不敢告密,阮大铖必须进行一场清洗运动,状告大多数基层官员之目的,就在于此。

    想通这其中关键,小朱恨的牙根儿直痒痒。但阮大铖这种人,却恰恰是骗局操盘手的最佳人选,同时因为他对所有的歪门邪道都异常门儿清,所以用他来当“独立审计人员”,又恰如其分。

    这也正是小朱不愿意现在治罪阮大铖的原因。所以他只是想针对“时间矛盾”这点来敲打敲打阮大铖。如果阮大铖够担当,认下这个栽也就是了。但问题是阮大铖苦盼十九年才熬上了位,他当然不愿意放弃即得利益。所以这老小子出卖张彝宪的举动,倒是可以理解。

    不过阮大铖是可以理解了,张彝宪就疯了。而且说道根本,很多文臣都了解张彝宪,这小子除了脑子缺弦儿,喜欢贪污之外,本身人品上,倒是不算太坏。况且太监嘛,有这些缺点的同时,还立下不少功绩,北京文臣对张彝宪还是比较同情的。

    所以眼见张彝宪被阮大铖逼入死角,老阮又是大家鄙视了十八年的混蛋,并且皇上似乎也不愿意扩大这场风波,于是朝会第一阵,率先进入闹剧环节。

    一众文臣,有替张彝宪开脱的,有替皇上分忧的,还有替那些县令们叫屈的,当然还有痛骂阮大铖的。一时间是骂声不绝,大家还都是文化人,不带脏字的叫骂,听得小朱心中爆寒!这要把这些骂人话给记录在史料中去,后人可怎么评价呦!

    不过小朱倒也想得开,因为在他想来,反正也要正式建立独立审计机构,如果借着阮大铖这次闹事儿,能够把监审机制给完善了,倒也不失良策。所谓完善,不仅要授予阮大铖这样的半职业罪犯以职权,还要设定良好的制约机制。只有这样,才是对“人才”的最大爱护,以及最合理使用。

    推而广之,北海行省正要试行的“才科举”和“分科取士”,如何才能顺利的成为治国良方,阮大铖案例,倒是提前贡献了宝贵的经验。

    “嘿嘿嘿”想到这里,小朱对着下面正在吵群架的大臣们,嗬嗬的笑了起来。

    其实像阮大铖、董祖常这样众口铄金的小人,其他还包括黄宗羲(国家不允许他参加科举);刘惟敬、刘梦云兄弟(根本没兴趣科举);李定国(变民军招安);孙传庭(国家法院宣判的罪犯);魏文魁(很早前跟徐光启掰腕子的民间历法家);阎应元(小小的小捕快);梁九、马隆(仅仅是工匠艺人)……等等吧!这些人的命运变化,带给了整个社会一种震动,当然震动有好有坏。

    首先,这些人目前国家都采取了任用态度,他们不同方面的特质、能力,被国家安排到了非常恰当的地方;

    其次,这些人都是传统意义上不得入仕的身份,在官场升迁规则中,他们属于永远不可提拔的“黑人”。

    然而这个世界并不是“非此即彼”的二元世界,恰恰在黑白之间,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,灰色不像黑白那样简单分明,灰色比它们更加复杂。更多的人,普通也好,优秀也罢,不要强求这些人去当好人,就算他们不是好人,可也绝不是坏人。他们只是普通人。

    而“普通人”恰恰也具备了参与“伟业”的资格,非要以单一的一种标准来划定上位者与下位者的界限,对于国家与民族未见得是好事儿。

    因此说,以小朱为主导的新派政党,大量提拔像刘惟敬、孙传庭、阮大铖这类人才,目的只有一个:

    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

    在整个针对叛党策划的“惊天骗局”中,真正的主角是刘梦云,其他洪承畴、阮大铖、张彝宪、郑蒙儿等人,反而倒是配角。而这个刘梦云,又只是大明国土上,千千万万个士子中的一员,但就是这名普通书生,却可以因势利导,以金融战争的形式,来帮助国家平息叛乱。在现阶段一切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金融战争,胜负之间,只是所有权的转移问题,无故损耗不会太大,旧党皇商如果真心悔悟,只需一道圣旨,财产即可划转回来。小民因为经济实力问题,又不会参与太深,所受伤害,完可以凭借“分红”方式予以弥补。正是骗局的这个奥妙,终将由他的手,创造一段传奇。

    由此可以看出,如果一个民族多是由刘梦云这样的人组成,这个民族的潜力将是多么巨大!

    因此,如果有人,希望制定一套万世法出来,然后子孙万代,统统按照这个模式来生活,永远不变。那么这些人,其实跟他们所嗤之以鼻的“旧儒家”没有任何区别。

    所以小朱的成功之处,也许不是他完成了征定四方、平寇诛清,而恰恰是他用那并非完美的大脑,以及层出不穷的妖蛾子,让大明子民,都愿意接受变化,享受变化,创造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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