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牢记本站域名“ ” ,或者在百度搜索: 三联文学网 小朱为了感激在这次除蝗问题上，内阁和言官们的积极配合。特意做了一件讨好他们的事情。
翰林院世袭《五经》博士为一个正八品的官衔，这个职位的授予有着非常强的指向性质：孔氏二人；颜氏一人；曾氏一人；仲氏一人；孟氏一人；周氏（敦颐）一人；（二）程氏（颢、颐）二人，张氏一人、朱（石朱）氏二人、刘氏一人。一共十三个人。总之一句话，这个职位，历代都是由先圣、先贤、先儒的后人来继承。
现在好了，为了让东林党人的精神领袖得到真正的荣誉，皇上特意授予先儒邵雍裔孙继祖（邵继祖），进《五经》博士。
另外，小朱又提出王守仁的孩子，并且很是虚心的问道：“如果内阁不反对，也一并进了吧。”
因为王守仁曾经对正德皇帝及几位先帝都有过微词，而且是公开发表的。所以，大家都表示了适度的反对，不过，王阳明‘诛山中贼’然后‘诛心中贼’的哲学思想，在当今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，可以说，自王阳明之后，大明文武双的将才越来越多，都是拜王阳明所赐！
大明军制，每镇、卫、所，必有文官监军，监军的职位许是低于武将，但权力却超过武将。进士出身，意味着博览群书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行军布阵，兵书战策，都是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，因此，当手中掌握兵权后，进士们，便都走上了理论联系实践的道路。
脱颖而出的，便是儒将如繁星，点缀了大明伟大而广阔的夜空中，供后人敬仰的同时，也为中华民族，开创了一个辉煌而令人自豪的时代！
因此，反对的人，都是说说罢了，目的就是不想太惯着皇上，免得皇帝得意之下，想起一出是一出，以后不好制约了。既然反对声浪不大，那就这么定了吧。
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，小朱在巴结士林的时候，也依然没忘记耍赖。于是王阳明的子孙，也就享受了‘王儒后人’的荣誉称号了。并且每代都有继承《五经》博士的特权了。
这项工作的的进行，表面看没有任何意义，但私下里，那些习惯清议的士林们，对皇上的态度进一步提高。他们原本因为他的字迹过于柔媚，而非议颇多。认为小朱的秉性太仁和，恐怕不适合当危难之际的君主。
但现在不同了，小朱的字体被形容为隽娟秀丽，锋劲内敛。小朱本人也成为了开明、仁厚、勤勉、谦虚的代名词了。
这种现象就是互相吹捧。但只有这样，小朱才能使得以自己和内阁为代表的决策体系团结一致，只有决策层能够团结统一，国家的一些改革才能切实有效的施行下去。
然而，决策层统一了，团结了，不代表下面的人，尤其是辽东的边军能团结统一起来。这里要说的是袁崇焕和毛文龙。
现在的大明国，只有两件事是最令人头疼的，一个是辽东，一个是陕西的流寇。陕西的流寇因为有多项政策在应对，平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唯独辽东，这块神奇的土地，孕育了改变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民族“女直”，后来演变成了女真人。再后来，演变成建州满族。
关于建州、女真的传承以后再说，单说说毛文龙和袁崇焕这两个生死冤家。
毛文龙和袁崇焕都是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领兵将官，但两个人的脾气秉性截然不同，治军、统兵的方法也大相径庭。毛文龙失之野蛮，他的部将是他的干儿子，干孙子。这样的毛家军建法，其实也是这个时代的通病。明代不乏战功赫赫的戚家军和沐家军。现在也存在郑家军和毛家军。将来还会出现洪兵与左兵。这毕竟是几千年的传统了。
而袁崇焕的建军思路则是正统的，明太祖朱爷爷，很反感私家军的形式，所以才出现了卫所制度。但因为边关形势危机，所以现在的满朝文武，对于这条祖训，也都睁只眼闭只眼了。
但袁崇焕不同，他骨子是一个很坚持信念的文人。所以，他根本看不上毛文龙这样的将领。再加上，毛文龙缺点一大堆。
明代几百年的积弊，杀民冒功、杀降敛财、空饷吃粮、骄横跋扈。等等等等，毛文龙有样学样，可谓五毒俱。但拿温体仁的话说‘成大事者，不拘小节嘛！’
而且更绝的是，两人的战略思想也大相径庭，袁崇焕主守，步步为营，用兵求稳，用袁崇焕的话叫“缓图之”。
毛文龙呢？他认为与其坐等对方无端做大，不如时常派兵骚扰，即可以打乱八旗轮防的后金政策，还可以趁机多抢点钱，多抢点汉民回来。
要说二人的策略都有对的地方，但是，无论二人之间如何争论，这些和毛文龙的战略作用相比，都可以忽略不计，因为他的海军，因为他的东江镇。
以皮岛为中心的东江镇，可以说是楔入建州的一根鲠骨，不仅随时可以出兵骚扰后金政权的后方，还可以起到招揽、收容从建州逃散回来的汉民。
后金的汉民因为地位低下，所以，经常有成规模的逃离现象，其中也不乏奸细，但出于各种考虑，毛文龙还是收拢了不少，并且予以安置，还从中挑选精壮来充实他的队伍。
现在毛文龙有钱了，由于不用再跟朝鲜强索钱物，而是名正言顺的进行贸易，毛文龙跟朝鲜政权的关系也改善不少。但他和袁崇焕的矛盾始终没能改善。
当初，为了施行各种目的，也为了缓和袁崇焕和毛文龙的矛盾。小朱和内阁在两人的任命上绞尽脑汁，但恰恰因为东江镇是毛文龙一手一脚打出来的，所以，东江镇成为了导火索。
根据东江镇的地理和战略的考虑，内阁还是将东江镇划分在宁锦一线的战斗序列之中，也就是依然隶属于辽东镇管辖。
整个辽东一带，根据孙承宗、熊廷弼、袁崇焕等几代将领的总结和努力，形成了完善的战略布置。其中，东江镇收拢留置的逃散汉民，都应该分给宁锦，作为锦州一线屯田的劳动力来使用。
但毛文龙因为船队贸易的迅速扩大，对于海员的需求也逐渐增大，所以，他利用自己还是东江总兵的职务之便，把这些汉民部应用于造船和水手的备源来使用了。
原本袁崇焕就对毛文龙的跋扈骄横有所不满，再加上锦州屯田的开垦越来越多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同样越来越大。所以，老袁急了。
老袁急了的结果就是，他约毛文龙在双岛见面，见面的主题是计议东江流民的归属问题。恰恰是这个借口，毛文龙才拣回条命来。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敏感，大明子民的安置，毛文龙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，擅自挪用，属于当斩的罪行。
老毛因此小心翼翼的更换了会面地点，改在了一个叫做蛇岛的小岛上，这里是他造船和训练水手的大本营。在这个地方，老袁的确不敢擅杀毛文龙了。
但二人相见，着实大打了一架，这架打的，两边的大哥没动手，下面的小弟挂了彩。好险没有闹出人命来。尽管不欢而散，但出现了一个结果，那就是，毛文龙把东江镇的兵力撤到了镇海舰队的船上，然后言辞凿凿的上书告状，说是自己被袁崇焕逼迫的上不去辽东的土地了。
袁崇焕呢，也不含糊，直接以毛文龙擅改水师编制为由，上书请旨要杀了毛文龙。
孙承宗接到这个消息后，连忙找到了小朱，这么重大的事情，请皇上御决，是定制。但小朱哪里什么好主意？只好再把内阁部招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
“皇上，毛文龙罪实不致死，现在亦更不可杀。杀之，则镇海、东江两地，前功尽弃。”这是温体仁的意见，自然也代表了小朱的意见。
“皇上，毛文龙持宠而骄，此罪一；擅扩军旅，此罪二；不从军令，此罪三。辱骂上官，此罪四。唯杀之，方可以正法度，立君威。”这是钱谦益的想法。
在这里要说明一下，两人在蛇岛会晤时，导致斗殴事件的激发点，是毛文龙爽快地骂了一句‘袁蛮子’。‘袁蛮子’这个称呼在大明内部是不允许存在的。
所谓蛮，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倔强，但太俗，只能在平民间使用。在官僚士林阶层，是不允许出现的，而且，很多人是不愿意口出不雅词汇的。因此，‘袁蛮子’绝绝对对不能是褒义词。
一个是蔑称，古时称南方的居民为蛮。倔强是好事情，明代官员都很犟，所以，袁崇焕不是因为犟才得到这个称号的。袁蛮子根本就是在取笑袁崇焕是两广佬。这样毫无礼貌的称呼只有后金内部才叫。毛文龙这么叫，就不合适了。
“皇上，元年冬。毛文龙擅用镇海海事银，于东瀛兑金一事，已经犯了罔谋国家之财的大罪。如今又屡犯国法，不杀，恐成细柳之故。”这是孙承宗的看法。
细柳军的典故是汉文景八王之乱时，周亚夫于西柳练军有方，得到文帝巡军时赞扬。到景帝后期，周亚夫渐生骄横之心，结果被景帝在临死之前，寻了一个细故给杀了。
孙承宗的意思很简单，毛文龙再这么发展下去，难保不成为第二个周亚夫。与其那个时候再杀，造成妄杀大臣的恶名，不如现在先做了。
“皇上，镇海、东江均文龙亲兵也，贸杀之，福海如何？东江如何？海事如何？”这是成基命的看法。
“皇上，臣以为当缓图万。”这是周延儒的看法。
大家一众人等都知道无论杀还是不杀，都事关重大，于是，这一讨论，就讨论黄了。只是由内阁着兵部发了一个饬令下去，叫二人忠君爱国，相互扶持，把好国门。整个就是屁话。至于东江镇的问题，因为毛文龙和袁崇焕基本平级，所以，还归毛文龙主理。
中国官场嘛，拖刀计是现成的妙计。既然事关重大，就先讨论吧，等过段时间再说。结果这一拖，顺便把袁崇焕已经递交了多份的另一个奏疏也拖了下去。
三月的时候，袁崇焕趁着小朱生了个儿子高兴，连忙上奏，说山海关一带，有赵率教、祖大寿、他袁崇焕自己，可以说防务巩固，已不足虑。但蓟门单弱，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。这时蓟州总督是刘策，懦弱而不懂军事。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，才出言提醒小朱的。
第一道奏章上来后，小朱连忙让兵部和兵科商议办理，但始终迁延不行。主要还是没有银钱来征募民壮工兵来修建，况且，袁崇焕为了宁锦防线，抽调了不少蓟镇的精兵强将去协防，现在，加强蓟镇防务，就需要增加边军，这问题就大了。
明代以世袭军户为主，这种世袭军制，在世界各国都的历史中，都不乏多见，甚至到了21世纪，中外各国的世袭军人家庭，仍占据着极大的比例，因此，世袭军制，是人类历史上永远不会消亡的文化现象。
而军户的制度，另有不同，安置一位边军，需要定下一户的编制，以及相应的屯田数目。边军之中，屯田占六成，一线战士占四成。后来这个比例一直上下浮动，变化倒也不算太大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要补充蓟镇被抽调兵马的空缺，需要三个蓟镇的人员。这问题，实在太难办了。说一千，道一万，国家现在实在没有这个精力和实力来做。
既然迁延甚广，出力又难讨好！索性拖着吧！
这段时间可真是不短，因为大家有意无意的将小朱的注意力吸引到陕西叛乱的上面去了。
陕西去年好容易安抚下来的流寇又开始闹腾了，因为‘捕蝗八法’中，有改陆田为水田的法子，尽管是以点带面的进行整理，难免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出现。杨鹤与洪承畴也发动民力推广改田。而陕西地处高原，黄河水涸，要想引水蓄田，势必要难上加难。加上张彝宪推广红白薯推广工作的同时进行，也因为张彝宪极力想在老闹事不消停的陕西干出点成绩，好为皇上‘分忧’。于是同样采取了强制措施。
连续两个强征民力的政令一下，谣言，这个历次农民起义都屡试不爽的东西，就又出来了。
谣言的内容很简单：
1.引水蓄田在陕西势必难行，到时候，素有屠手恶名的洪承畴，便有借口大杀特杀过杀人瘾头了。
2.红、白薯种植，那玩意吃着是不错，可是种植呢？那是在关东的土地，咱们这陇西和关内的土地，适合不适合谁知道？如若不成功，张彝宪这个素以贪敛闻名的死太监，一定会为了避免皇上的责罚，推诿责任给咱们老百姓，难免又要杀一些人滴。
这样，两个大坏蛋：陕西布政使洪承畴、浣衣局提督张彝宪，就成为了这次民变的借口。
在经过冬天和春天两个季节的修养，这些流寇的战斗力有了极大的发展，游击将军高从龙在接战的第三天，就阵亡了。而且死状惨烈，被乱民给分了尸体。
游击将军算不上什么大官，只有从七品左右。但是，这高从龙却是榆林总兵泾国公陈芷勇的远亲，榆林总兵陈芷勇在整个陕西内的声望很高，连带的，高从龙阵亡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，但这个巨大却是负面影响。
各地的民众听说之后，都产生了一个想法：
“什么？连泾国公的外甥都死了，那咱们还等什么？直接投靠过‘上天龙’大当家的去吧。”
于是，陕西流寇有了迅速壮大的规模效应。快速查找本站请百度搜索: 三联文学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