叫凌队长翻翻去，窝赃的前提是明知为赃。葛建元并不知道马有利偷了摩托车，嗅，光凭着那辆车在他家放过几天就定人家窝赃罪，成吗？不想想，就算咱们公安局这么定了，人家检察院能批吗？法院能判吗？”这话不假，给一个人定罪量刑，并不是公安局一家就能包办始终的事。公检法互相配合，还有个互相制约，报了窝赃罪，人家检察院不批捕，不起诉，白搭；就是检察批捕起诉，到法庭上到不下来，还是白搭。法官铁面无偏，律师死抠条文，想到法庭上去蒙事儿算没r刀L。诉讼程序，关隘重重，凌队长既然端了三十多年刑事侦查的饭碗，总该比别人清楚吧，“莫须有”三字，何以服天下？可徐五四没想到于英雄竟然狡猾地一笑，轻声说：“不知道，凌队长的意思，是给葛建元送劳动教养，先押他三年再说。劳动教养不属于刑事处分，不用检察院批，也不用法院判，直接往市里的‘劳教办’上报就行了，实际上是咱们公安局说了算。能押三年是三年，也不错。”
徐五四最反感于英雄这种口气了，哪怕是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也能让他说得如此轻松随便，“三年，一个人有几个三年？当是送儿子上幼儿园哪！”
于英雄的目光在五四发红的脸上傻傻地停了一会儿，终于泄气不吱声了。他是属土豆的，甚至常常还等不到和别人吵“开了锅”，自己就先“面”了。五四呢，又是条吃软不吃硬的汉子，照例于英雄一打蔫，他就必定收场。不过在这件事上，他的确恨于英雄聪明得过了成色。当一个人的聪明总是以诡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，聪明也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。
昨天下午他们在清河农场审马有利的时候，于英雄就要开了他那套小聪明。本来一直是由五四主审的，他只在边上做记录，可是当五四刚刚问完偷车的简单经过，正要言归主题，往下问偷车以后的情况时，于英雄却突然插问了一句极为重要，而且极有用心的话。也许他是早就准备好了要在这个当口上插问这句话的。
“马有利，盗窃成功以后，把赃物窝在谁家了？”
徐五四当然听得出来，于英雄故意不使用“摩托车”这个表示物品自然形态的词，而用了一个表示物品社会形态的词——“赃物”，后面又要言不烦地落明了一个“窝”字，这样一来，这句貌似简单的问话，就先把个“窝赃”的前提走下来了，被审者要是漫不经心，沿用他的“窝”字往下说，那么无论是谁保管了这辆摩托车，性质都在窝赃之列了。果然，马有利毫无戒备地答道：
“窝在葛建元家了。”
于英雄如愿以偿，脸上带着踌躇满志的暗笑，飞快地把马有利的话记下来了＿徐五四不好当着他人面驳他。只好补充问道：“葛建元知道不知道这车是偷来的？”
“这他可不知道”。马有利马上回答，“我只告诉他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车，托我卖的，这车在他家也就放了不到一星期，我就找好了主儿，推走卖了。”这回，不知是有意无意，马有利没有再用“窝”字，而换用了一个“放”字。
审完马有利，他们回到农场招待所，于英雄掩饰不住满身的得意，姿势舒服地躺在床上，架在床背儿上的两脚不住地晃着拍子，对五四笑道：“怎么样，不是吹，马有利这号角色，闭着眼也能把他审个底儿掉。我现在算悟出来了，事在人为，案子能不能审得出来一半要着审讯时技巧运滑如行了，这里头，万有背多头儿呢。看，这可是他自己承认的，赃物窝在葛建元家了。”他暗南地笑起来。
徐五四的反应却是冷冷的，“吹什么呀，那属于指供引供，公安部发的教材上明文禁止的，真懂假懂！”
“指供不指供的，反正咱搞出的材料能说明问题就成呗。”于英雄从皮包里取出审讯记录，一边翻一边欣赏地说：“看，写得很清楚，第一，马有利承认摩托车是赃物；第二，他承认把摩托车窝在葛建元家了，喷！”他满意地咂了一下嘴，“一环扣一环，逻辑倍儿严密，敢不敢打赌？就这材料，嘿，回头报到市局法制办公室去，踢着门坎进，瞪着平地出。哼，葛建元，小子，等着劳教三年吧！”
“啊？怎么没把我后来问的话记上？马有利并没有告诉葛建元那车子是偷来的，怎么没记上？”
于英雄坐起身子，结结巴巴地还想解释，还想说服他，他不听，一端门走出去了，心里实在气坏了，我明明问了，他还不记，什么作风，算不算个民警了，算不算个侦查员了，干脆不——·
他在招待所附近的河边上一直呆到天快黑，肚子里鼓鼓的闷气才稍稍松懈了一些。他知道自己的毛病，也是难改，一动就发火儿，一火儿就是雷霆之怒，不是个好毛病。可是这件事又实在难以哈哈一笑容忍过去，他最见不得这种油滑透顶的猫儿溺、鬼鬼祟祟的小动作。照这样子搞，不要说当个好警察，连当个撞钟混日子的孬警察都不配。
直到今天早上起来，他的气才算消停下来。公允乎正地想想，道理还是应当两面说，天下之大
，人无完人。，要是摊书了，错处就值得这么咬牙切齿、得理不让人，心胸岂不是太狭窄了吗？不行，他得改改自己的暴躁。
小时候他不是这样性急的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暴躁这两字竟成了他性格中的一种既固定又显眼的成份了，常常要在不知不觉中加以表现和完成，没法控制。就如同于英雄那个和事佬、抹稀泥的性格一样，一朝形成，改也难。昨儿晚上他一回到招待所，于英雄就蔫蔫地又凑过来，讨好地问：
“要不然，呢，说怎么办？”
能怎么办呢？事情既已办成这个样子，显然没法两其美了。人家农场眼下正是忙季，要是再把马有利拉来重审一遍，不要说管教干部肯定会有意见，就是马有利本人，也保不准会跟他们犯葛窜秧子。一个进入服刑期的已决犯，除了他顶头的管教干部外，谁都不怎么怵了。何况凌队长给他们限定的时间已到，重审是绝不可能了。而审讯记录已经由犯人看过压了指纹，也不能再行涂改，这是规矩。万般无奈，徐五四只好哼一声，说：
“反正我得跟凌队长说明情况。”
这对于英雄来说，的确有点成泥了，他堆起一脸肉纹，似哭似笑，十分难堪，“看，这么一闹，这么一闹，凌队长对咱们该是什么印象啊，咱们也算老民警了，连这么个简单的差事都办成这模样儿，以后哪个领导还敢信任咱们呀。”
“别老咱们咱们的行不行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关我什么事。”
“这唉……”
徐五四到底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儿，看着于英雄的哭丧相，心就软下来，“这样吧，回头到了凌队长那儿，就说是我问的，光管记录来着，是我东一句西一句问得太乱，搞得没记，责任在我，不就完了吗。反正葛建元不够处理条件，这份材料也没用了。”然放心不下的表情，徐五四也只能退到这一步，不能再有迁就了，这就已经够仗义的了。他不再和于英雄罗喀，扭身往车厢头上的洗脸地走去。
“各位旅客，列车的前方到站，是北京车站，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，是各族人民……”
啊，到北京了，用不了一个小时，他们就要站在凌队长面前交差了，这差怎么交？说心里话，他实在也有点怕见凌队长那张三合板一样严肃的脸。特别是现在，他在郑媛案件的现场上冲媛媛父母发脾气的事，队里还没做出处理，他当然不愿意再和凌队长冲突起来。就因为那件事，他至今不被允许参加郑媛案的侦破工作，而凌队长这次让他到清河农场来取葛建元窝赃案的旁证，说不定还有点促他戴罪立功的意思呢。要是他再一昧唱反调对着干，凌队长该怎么看他？轻的，说不会审案子，重的，说不定会觉得这人太狂，不听招呼，自以为是，等等，反正没好处。可是，要象于英雄那样昧着良心，哄着领导；那样识眼色，会来事儿，他也实在做不出，真的做不出！他这辈子并不指望能有什么大队急，就是在最最狂妄的少年时代。也从来没有过上天入地的幻想，可他忘不了自己从进公安学校大门那天起就抱定的宗旨：要省个长警察．．要当个向国家向社会何人民负责任的好警察。哪怕凌队长由此腻味了他，哪怕再把他发回派出所当片儿警去，他反正要当一个好警察。洗脸地边的地面湿流流的，迎面的镜子上溅着不少牙膏的沫点子，有半块肮脏的肥皂片儿不知被谁有意无意地落在池台上了，到处都留着粗鲁与匆忙的痕迹。下车厢微微摇晃着，节奏似乎有点乱，车轮的声音也变得丰畜了一些。从窗户上可以看见车外一道道凌乱的铁轨，流线似的向后飞奔，车轮在一个接一个的道岔上摇来摇去，哦，这是到二七机车车辆厂了。徐五四抬起胳膊看了看表，那金黄、纤小的菱形坤表很不协调地系在他筋骨结实的手腕上，——十一点三十分，离进站还有五分钟呢。他不急不忙地打湿手巾，慢条斯理地擦脸，然后又凑近那块不怎么干净的镜子，自我端详起来。男子汉本来不应当过分关心自己的脸蛋，可最近这几年，他却总是随身揣着面小镜子，不时照照，成了习惯。要是在什么地方碰上了大镜子，也无一例外地不肯放过。瞧，才三天，胡子就黑茬茬的了。其实他的这张股，胡子刮干净的时候要比现在年轻十岁呢！